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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转移下不同生计农户低碳用能影响因素 以浙豫陕3省农户为例
1. 西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陕西西安 710054；
2. 西安科技大学老龄社会发展研究所，陕西西安 710054；
3. 西安科技大学能源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陕西西安 710054；
4. 陕西省能源产业绿色低碳发展软科学研究基地，西安 710054
摘要 农户用能的低碳转型对推进我国能源消费革命、缓解能源贫困和减少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利用“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生活能源”2018年专项调查数据并采用多元线性及Logit回归模型考察劳动力转移下不同生计农户低碳用能影响因素。
劳动力转移程度及性别对一兼户低碳用能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劳动力转移空间对其有显著正向影响；劳动力转移程度及空间对二兼户低碳用能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劳动力转移性别对其有显著负向影响；劳动力转移程度、空间及性别对非农户低碳用能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受教育水平对4类农户高质商品用能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能源价格对其有显著负向影响；户主年龄、耕地面积对4类农户新型可再生能源选择有显著负向影响。
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劳动力转移能够促进农户生活用能向可持续低碳转型，户主受教育水平、户主年龄、能源价格及耕地面积的影响不容忽视；科学引导劳动力转移及低碳用能亟待加强。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推进，农村地区的能源需求将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充足的能源是农户生活美好的保障，而目前农户用能水平较低、用能结构较差及用能能力较弱导致能源贫困现象严 重 [ 1 ] ，且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现象普遍存在且产生较为明显的社会效应，并因此影响农户生计活动。2017年中国政府发布的《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战略》明确指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5年下降18%”，而其中“服务业和居民生活预计2015—2035年的增量将占终端能源需求总量增长的60%左右 ” [ 2 ] ，因此以低碳化为目标的农村用能结构转型成为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的重中之重。
既往国内外学者对农户低碳用能的研究多聚焦于能源消费现状、结构及影响因素等方面。有关农户低碳用能现状及结构的研究指出我国农户仍大量使用非低碳能源，低碳能源普及率较低且各区域农户用能结构不合 理 [ 3 ] ，而在影响农户低碳用能的因素方面，学者们分别从家庭特征、能源可获得性及区位特征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农户低碳用能的调查和实证研究。首先，农户家庭特征诸因素包括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及家庭规模等方面，如韩锋等发现户主年龄对农户使用薪柴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 [ 4 ] ，而王钦池则将农户年龄结构细分探究其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关 系 [ 5 ] ；Chen等和翟紫含等均指出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农户能源消费选择且家庭受教育水平越高越优先接受清洁能 源 [ 6-7 ] ；梁育填等基于户主职业视角发现务工和经商能提高农户收入水平使其生物质能源使用比例降 低 [ 8 ] ；Biran等和韩昀等均发现家庭规模对农户薪柴消费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 [ 9-10 ] ；其次，农户能源可获得性诸因素包括耕地面积、能源价格及距公路距离等方面。如王琦 等 [ 11 ] 和梁育填 等 [ 8 ] 认为耕地面积对农户用能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传统生物质能消费量与农作物面积呈显著正相关；肖红波等发现能源价格是影响用能的重要因素，政府通过降低能源价格来满足低收入人群的需 要 [ 12 ] ；仇焕广等和何威风等均发现距公路距离会对农户用能产生显著影 响 [ 13-14 ] ；再次，区位特征影响农户低碳用能选择。农村地区因其资源禀赋及消费习惯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促使农村能源消费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如汪兴东等发现不同区域农户可再生能源消费具有显著差 异 [ 15 ] 。
综上，已有文献多以农户家庭特征、能源可获得性及区位特征作为分析农户低碳用能的影响因素，而将劳动力转移纳入影响因素分析的较匮乏。文章从以下两方面梳理已有研究：其一，邰秀军认为农户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可以直接增加农户收入，促使家庭能源结构升 级 [ 16 ] ；韩锋等指出务工收入对农户生物质能源具有显著负向影 响 [ 4 ] 。两者研究仅单独选择了务工人口比重或务工收入，对劳动力转移的衡量欠细化；其二，王萍等研究指出劳动力转移会影响农村家庭电力消费量、煤炭消费量和可再生能源的使 用 [ 17 ] ，虽考虑了劳动力转移，但仅针对单一能源进行研究。简言之，相关研究证实了劳动力转移确实会对农户用能产生影响，但对细分的劳动力转移与不同生计农户低碳用能的系统研究尚匮乏，因此，该文试图通过浙豫陕地区农户用能调查数据，探索劳动力转移下不同生计农户低碳用能影响因素及内在规律，以期实现农户用能的低碳转型。
该文数据来自陕西省能源产业绿色低碳发展软科学研究基地及西科大能源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在浙豫陕地区展开的“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生活能源”2018年专项调查数据。受地域自然气候、能源禀赋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农户在能源消费选择上存在显著差 异 [ 18 ] 。为了利用有限资金对农户低碳用能问题有相对客观把握，分别选择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资源禀赋分布存在差异的样本区进行研究。首先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及人均收入的不同按上中下选择3省作为样本区；其次按照自然地理分布上兼顾中国东南西北；最后按照资源禀赋和城市化进程加以选择。经过慎重考察，该文选择位于中国西北、中东及东南的陕西、河南及浙江为观察区，3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符合选样代表性考虑。调查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在各点按市、县、镇3层分别抽取3个区域400户农村家庭，共发放问卷1 200份，最终经严格审核，得到有效问卷1 106份，浙江、河南和陕西的问卷数分别为389份、350份、367份，有效率达到92.17%。
调查内容包括：（1）农户的家庭特征，包括家庭基本情况及资本情况等数据信息；（2）打工行为与打工决策，包括劳动力转移人数、职业及打工决策等数据信息；（3）家庭能源消费行为，包括秸秆、薪柴、电力、煤炭、液化气、沼气及太阳能7种能源的使用量及价格等数据信息。参照《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08）》中“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将农户的能源消费量折算成标准煤消耗量，即薪材、秸秆、煤炭、液化气、电力、沼气及太阳能的折标煤系数分别为0.57 kgce/kg、0.48kgce/kg、0.71 kgce/kg、1.71 kgce/kg、0.40 kgce/kWh、0.71kgce/ m 3 及0.26 kgce/t。各种能源折标准煤的计算方法是：某能源折标准煤=该能源的折标准煤系数×该能源的实物量，而家庭用能总量则是上述7种能源实际消费量转化为标准煤后的总和。
综合已有涉及农户生计类型划分的研究成果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关于中国农户的划 分 [ 19-20 ] ，在分析研究区域实际情况、访谈各村知情人和召开小型户主座谈会的基础上，该文根据农户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的不同将农户划分为4种类型，即纯农户、一兼户、二兼户和非农户，其中农业收入由种植业、养殖业及其他农业收入构成，农户划分具体标准见 表1 。
农户类型 划分标准 收入主要来源 兼业程度 调查农户（户） 比例（%） 农业收入比重（%） 生计方式
纯农户
95~100
种植、养殖
农业收入
低度
86
7.8
一兼户
50~95
种植、养殖、季节性务工
农业收入、非农收入
中度
151
13.7
二兼户
5~50
务工、个体经营、种植、养殖
非农收入、农业收入
高度
560
50.6
非农户
0~5
长期务工、经商、工资性收入
非农收入、其他收入
高度
309
27.9
数据来源：陕西省能源产业绿色低碳发展软科学研究基地等在浙豫陕入户“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生活能源”2018 年专项调查。下表同
因变量为两类低碳用能，包括高质商品用能比例、新型可再生能源选择。高质商品用能比例用来测量农户高质商品用能情况，该变量由电力及液化气用能总量除以家庭用能总量转化为标准煤得到；新型可再生能源选择用来测量农户是否使用新型能源，该变量以农户是否使用太阳能或沼气作为测量标准，是为1，否为0。该文界定低碳用能是在使用中高能效、低污染及低碳排放的能源，并据此将低碳用能与非低碳用能进行细分，低碳用能包括电力及液化气等高质商品用能，太阳能及沼气等新型可再生用能；非低碳用能包括煤炭等低质商品用能，秸秆及薪柴等传统生物质用 能 [ 21 ] 。
自变量为劳动力转移，由劳动力转移程度、劳动力转移空间和劳动力转移性别3部分构成。该文界定劳动力转移为到乡外就业6个月以上的农村劳动力或虽然未发生地域性转移，但在本乡内到非农产业就业6个月以上的劳动 力 [ 22 ] 。该文劳动力转移程度即劳动力转移人数与家庭规模之比；劳动力转移空间即外出务工人数与劳动力转移人数之比；劳动力转移性别即女性务工人数与劳动力转移人数之比。
控制变量为户主特征、家庭特征、能源获取和区域特征。户主特征包括户主年龄（2018年—阳历出生年份）、户主性别（男=1，女=0）、户主职业（1=农业，2=务工）和户主受教育水平（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及以上）；家庭特征包括家庭规模（家庭总人口数）、是否有16岁及以下的小孩（无=0，有=1）和是否有60岁及以上的老人（无=0，有=1）；能源获取用人均耕地面积（农户总耕地面积除以家庭总人口数）、距离公路远近（远=0，近=1）和能源价格（液化气、电力及煤炭3种能源折算成标准煤后的平均价格）衡量；区域特征指调查农户所在位置，即陕西、河南及浙江省。
（1）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该文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劳动力转移下不同生计农户高质商品用能比例的影响因素，其具体形式设定为：
模型中因变量为高质商品用能比例，由于该变量是连续数值型变量，适合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其中 Y 表示因变量； α 为常数； β i 为待估参数； X i 为第 i 种影响因素； ε i 为随机项。
（2）Logit回归模型：该文使用Logit回归模型分析劳动力转移下不同生计农户新型可再生能源选择的影响因素，其具体形式设定为：
模型中因变量为0~1变量，适合Logit回归模型。其中 P i 为因变量取值等于1时发生的概率； L o g i t P i 为概率表达式； α 0 为常数项， X i 表示影响因素， β i 为待估参数， σ 为随机项。该文在分析中使用Stata进行数据清洗及分析。
表2 呈现变量描述性统计。在高质商品用能比例方面，非农户消费比例最高，二兼户高于一兼户，纯农户最低；在新型可再生能源选择方面，二兼户新型可再生能源的比例最多，但整体使用少，普及率低；在劳动力转移方面，每户家庭平均有34%的人口转移，其中平均有31%的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有27%的转移劳动力为女性，纯农户及一兼户劳动力转移的程度、空间及性别较低，二兼户及非农户相对较多；在户主特征方面，户主平均年龄为59岁且81%为男性，有56%的户主进行务农，而仅有19%的打工，此外非农户及二兼户受教育水平高于纯农户及一兼户；在家庭特征方面，每户家庭平均5人，其中72%的家庭有16岁或16岁以下的小孩，39%的家庭有60岁及60岁以上的老人，而纯农户家庭老人的平均数少于其他生计方式；在能源获取方面，纯农户和一兼户耕地面积远高于二兼户和非农户，而能源价格方面非农户承受能力最高且距公路距离最近。
变量名 符号 纯农户/N=86 一兼户/N=151 二兼户/N=560 非农户/N=309 合计/N=1 106 均值（标准差）
因变量
高质商品用能比例
Y1
0.46 (0.39)
0.58 (0.41)
0.60 (0.37)
0.72 (0.37)
0.62 (0.38)
新型可再生能选择
Y2
0.35 (0.48)
0.35 (0.48)
0.42 (0.49)
0.36 (0.48)
0.39 (0.49)
自变量
劳动力转移程度
X1
0.15 (0.24)
0.27 (0.25)
0.36 (0.25)
0.38 (0.22)
0.34 (0.24)
劳动力转移空间
X2
0.11 (0.30)
0.29 (0.43)
0.30 (0.43)
0.35 (0.44)
0.31 (0.43)
劳动力转移性别
X3
0.09 (0.23)
0.21 (0.30)
0.29 (0.30)
0.30 (0.30)
0.27 (0.31)
控制变量
户主特征
户主年龄（岁）
C1
60.43 (12.24)
59.60 (11.62)
58.90 (12.29)
59.30 (13.41)
59.22 (12.52)
户主性别
C2
0.76 (0.28)
0.93 (0.26)
0.91 (0.27)
0.87 (0.33)
0.81 (0.29)
户主职业（务农）
C3-1
0.72 (0.45)
0.56 (0.49)
0.41 (0.49)
0.23 (0.38)
0.56 (0.49)
户主职业（打工）
C3-2
0.06 (0.23)
0.08 (0.27)
0.19 (0.39)
0.23 (0.42)
0.19 (0.39)
户主受教育水平
C4
0.34 (0.48)
0.34 (0.47)
0.35 (0.47)
0.36 (0.48)
0.35 (0.48)
家庭特征
家庭规模（人）
C5
4.49 (2.02)
4.77 (1.70)
4.86 (1.80)
4.73 (1.92)
4.79 (1.84)
是否有小孩
C6
0.74 (0.24)
0.76 (0.20)
0.73 (0.25)
0.68 (0.33)
0.72 (0.27)
是否有老人
C7
0.23 (0.43)
0.41 (0.50)
0.42 (0.49)
0.37 (0.48)
0.39 (0.49)
能源获取
耕地面积（667 m 2 ）
C8
11.04 (15.48)
7.09 (13.27)
5.08 (4.96)
2.47 (4.27)
5.09 (8.07)
能源价格（元）
C9
7.02 (1.18)
7.33 (1.26)
7.34 (1.36)
7.67 (1.49)
7.41 (1.35)
距公路距离
C10
0.56 (0.72)
0.53 (1.11)
0.52 (1.62)
0.42 (0.67)
0.52 (1.21)
区域特征
陕西
C11-1
0.31 (0.47)
0.27 (0.45)
0.36 (0.48)
0.26 (0.44)
0.32 (0.47)
河南
C11-2
0.47 (0.50)
0.40 (0.49)
0.31 (0.46)
0.30 (0.46)
0.33 (0.47)
表3 呈现不同生计农户低碳用能的概况。从区域视角来看，3省农户用能仍以薪柴、电力和煤炭为主，其中薪柴和秸秆等传统用能总量最高；从新型可再生能源选择来看，新型可再生能源中太阳能相对于沼气来说应用更普遍，其中非农户选择使用太阳能最多，而其他生计农户相近；从商品用能来看，非农户和二兼户高质商品用能相对较大，其中非农户对电力及液化气的消费量是最大的。除此之外，纯农户低质商品用能在4类农户里是最高的，而二兼户则是最低的。
生计方式 低碳用能（kgce） 非低碳用能（kgce） 新型可再生能源选择 人均高质商品能 人均传统能源 人均低质商品能 沼气 太阳能 液化气 电力 薪柴 秸秆 煤炭
纯农户（N=86）
0.05
0.34
84.05
142.43
283.77
108.48
313.37
一兼户（N=151）
0.02
0.35
62.63
140.30
171.82
79.84
158.87
二兼户（N=560）
0.01
0.36
90.69
179.18
181.83
46.90
142.45
非农户（N=309）
0.00
0.42
101.09
209.74
83.86
8.35
211.84
总体（N=1 106）
0.02
0.38
91.61
179.56
161.01
45.42
177.40
表4 中模型1呈现纯农户高质商品用能比例的影响因素，该类农户劳动力转移程度非常小，因此研究时不考虑劳动力转移变量。其中模型1a加入户主特征及家庭特征后，户主受教育程度与农户高质商品用能比例呈显著正向影响，而家庭规模与其呈显著负向影响；模型1b加入能源获取后，户主职业为务农及能源价格与其呈显著负向影响，这可能因为受过教育的户主对能源的舒适性、便利性及卫生性的要求也越高，因此较为倾向。另外纯农户以务农为主，务农与其他职业相比接触新事物的可能性比较小，特别是关于能源方面的知识，加之随着农户家庭规模的增加，扩大衣、食、住、行等方面的能源需求，从而使家庭能源消费量增大，而纯农户收入水平较低，促使其倾向廉价的传统能 源 [ 23 ] 。此外，能源价格越高纯农户高质商品用能比例就越低，该类农户更倾向使用低成本的传统能源。
表4 不同生计农户高质商品用能比例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变量 纯农户 一兼户 二兼户 非农户 模型1a 模型1b 模型2a 模型2b 模型2c 模型3a 模型3b 模型3c 模型4a 模型4b 模型4c
劳动力转移
X1
-0.05 0 **
-0.00 2 **
-0.05 3 **
0.00 2 **
0.00 4 **
0.03 4 **
0.02 8 **
0.00 7 **
0.00 3 **
X2
0.01 7 **
0.00 1 **
0.00 9 **
0.13 4 ***
0.15 4 ***
0.02 5 ***
0.06 3 *
0.06 4 *
0.09 7 ***
X3
-0.06 8 **
-0.02 5 **
-0.02 5 **
-0.03 4 *
-0.02 4 *
-0.02 5 *
0.04 7 *
0.07 5 *
0.03 3 *
户主特征
C1
-0.001
0.004
0.001
0.001
-0.001
-0.001
-0.00 3 **
-0.00 3 **
C2
-0.197
-0.027
-0.114
-0.084
-0.07 7 *
-0.07 5 **
0.042
0.059
C3-1
-0.170
-0.18 1 *
-0.027
-0.038
-0.011
-0.004
-0.050
-0.007
C3-2
-0.060
-0.412
-0.060
-0.061
-0.015
-0.232
-0.004
0.022
C4
0.21 5 **
0.10 5 *
0.189*
0.111***
0.10 6 **
0.05 3 ***
0.167**
0.105**
家庭特征
C5
-0.03 1 *
-0.01 5 *
0.018
0.009
0.009
0.15 7 ***
-0.006
-0.017
C6
0.149
-0.054
0.08 0 **
0.10 5 *
-0.035
-0.037
-0.048
-0.001
C7
0.150
0.125
0.101
0.073
-0.012
-0.012
-0.011
-0.006
能源获取
C8
0.001
-0.001
-0.00 3 *
-0.01 2 **
C9
-0.06 0 **
-0.03 6 **
-0.01 3 *
-0.01 1 *
C10
-0.010
0.039
-0.03 1 ***
0.005
区域特征
C11-1
-0.3 8 ***
-0.2 8 ***
-0.3 3 ***
-0.3 4 ***
-0.1 9 ***
-0.1 3 ***
-0.1 5 ***
-0.1 0 ***
-0.2 3 ***
-0.2 9 ***
-0.2 5 ***
C11-2
-0.4 7 ***
-0.3 3 ***
-0.7 2 ***
-0.7 3 ***
-0.5 4 ***
-0.5 5 ***
-0.5 8 ***
-0.3 6 ***
-0.6 4 ***
-0.6 8 ***
-0.5 3 ***
常数项
1.0 3 ***
0.5 2 *
0.9 6 ***
1.0 4 ***
1.3 7 ***
0.8 6 ***
0.9 4 ***
1.1 7 ***
0.9 7 ***
1.0 9 ***
1.1 7 ***
R 2
0.458
0.760
0.570
0.603
0.674
0.448
0.470
0.652
0.557
0.594
0.705
注： * 表示 P < 0.10,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模型2呈现一兼户高质商品用能比例的影响因素，其中模型2a表明劳动力转移程度及性别与农户高质商品用能比例呈显著负向影响，而劳动力转移空间与其呈显著正向影响，这可能因为一兼户劳动力转移收入小于农业收入，该类农户会更注重农业的发展，由此提高了对传统生物质能源的获取性，何仁伟等也指出生物质能源的可得性增强会降低农户选择以高质商品能为主的消费模式概率。另外一兼户家庭女性劳动力越多家中妇女就越少，家中生计活动主要由留守老人来进行，该类群体勤俭节约，闲暇时间多，传统能源基本满足了日常炊事与取 暖 [ 24 ] ，而劳动力转移空间衡量农户外出务工的情况，外出务工人数的增多则家庭常住人口减少，且转移人数越多使得农户消费观念变化越快，一兼户则更倾向高质商品能消 费 [ 25 ] 。模型2b加入户主特征及家庭特征后，户主受教育水平及是否有小孩与其呈显著正向影响；模型2c加入能源获取后，能源价格与其呈显著负向影响，这可能因为受教育水平高且有小孩的一兼户家庭，为了满足小孩的日常生活需要会提高对能源的清洁性、便利性及安全性的需 求 [ 26 ] ，而能源价格越高，农户所能负担的压力越大促使一兼户减少对高质商品能的使用。
模型3呈现二兼户高质商品用能比例的影响因素，其中模型3a表明劳动力转移程度及空间与农户高质商品用能比例呈显著正向影响，而劳动力转移性别与其呈显著负向影响，这可能因为二兼户劳动力转移收入大于农业收入，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抑制了农业发展且转移的劳动力在收入提高的同时越注重生活质量，从而提高高质能消 费 [ 27 ] ，另外二兼户女性劳动力的转移使留守老人成为家庭生计活动的主要角色，该类群体更愿意使用低成本的传统能 源 [ 26 ] 。模型3b加入户主特征及家庭特征后，户主性别与其呈显著负向影响，而户主受教育水平与其呈显著正向影响；模型3c加入能源获取后，家庭规模与其呈显著正向影响，而耕地面积、能源价格及距公路距离与其呈显著负向影响，这可能因为家庭生计活动主要执行者为家庭妇女，做饭、取暖及热水等所需生活能源的方便清洁有利于家庭妇女的生计活动和健康，而农业耕地面积的增多为传统能源提供了来源，随着能源价格的提高，距公路距离越远均促使二兼户减少对高质商品能的使用，如刘静等也指出能源获取便利地区农户以高质商品能为主，而能源获取不便地区仍以传统及低质商品能为 主 [ 28 ] 。
模型4呈现非农户高质商品用能比例的影响因素，其中模型4a表明劳动力转移程度、空间及性别与农户高质商品用能比例呈显著正向影响，这可能因为非农户很少从事农业，收入来源于劳动力转移收入，而务工收入的提升改善了其消费观念，对用能的清洁及便捷性有更高要 求 [ 16 ] 且外出务工越多受到打工地清洁能源使用的示范作用也会将清洁能源引入家庭中。另外女性劳动力转移接触到有关于电力和液化气的产品，生活用能的清洁性促使其提高高质商品用能比例，如钱文荣等也指出劳动力外出务工是农民增收的一条重要途径，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促使其有能力购买高质商品能消 费 [ 29 ] 。模型4b加入户主特征及家庭特征后，户主年龄与其呈显著负向影响，而户主受教育水平与其呈显著正向影响；模型4c加入能源获取后，耕地面积及能源价格与其呈显著负向影响，这可能因为高龄户主接受新事物的能力降低，耕地面积的增加为传统能源提供了来源且能源价格的提高促使农户更依赖传统能源的使用，而户主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则促进了高质商品能的使用，如张妮妮等指出家庭受教育水平越高越有可能逐渐放弃低质能源的使用，转而选择高质能 源 [ 27 ] 。此外，区域特征对不同生计农户高质商品用能比例的影响一致，浙江地区高质商品用能普遍高于陕西和河南地区，如王效华等指出东部地区整体能源消费水平比中部高，西部能源消费水平最 低 [ 30 ] 。
表5 中模型5呈现纯农户新型可再生能源选择的影响因素，其中模型5a加入户主特征及家庭特征后，户主年龄与农户新型可再生能源选择呈显著负向影响，而家庭是否有小孩与其呈显著正向影响；模型5b加入能源获取后，耕地面积与其呈显著负向影响，这可能因为纯农户家中有小孩，日常生活中使用热水较多，太阳能的使用利于节省家中能源消耗，因此该类家庭愿意选择新型可再生能源，而纯农户家庭的收入主要为农业收入，农业耕地面积越多传统能源获取就越充足，加之户主年龄越大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越差，都促使农户减少新型可再生能源的选择，如秦青等指出农户耕地面积的增大，获取传统能源相对容易促使其减少可再生用 能 [ 31 ] 。此外，纯农户区域特征对农户选择使用新型可再生能源有显著影响，浙江地区纯农户新型可再生能源选择高于陕西地 区 [ 30 ] 。
表5 不同生计农户新型可再生能源选择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变量 纯农户 一兼户 二兼户 非农户 模型5a 模型5b 模型6a 模型6b 模型6c 模型7a 模型7b 模型7c 模型8a 模型8b 模型8c
劳动力转移
X1
-0.14 1 **
-0.10 4 **
-0.21 7 **
0.93 3 **
1.49 7 ***
1.55 3 ***
1.16 9 **
0.17 8 **
0.22 4 **
X2
0.40 3 **
0.25 3 *
0.28 3 *
0.75 3 ***
0.58 5 ***
0.56 5 ***
0.86 9 ***
0.64 4 **
0.65 5 *
X3
-0.12 8 **
-0.00 4 *
-0.00 5 *
-0.67 5 **
-1.0 4 ***
-1.2 1 ***
0.89 2 **
0.69 9 **
0.72 0 **
户主特征
C1
-0.03 2 *
-0.049
-0.03 3 *
-0.032
-0.0 3 ***
-0.0 4 ***
-0.0 4 ***
-0.03 6 **
C2
0.780
0.932
0.818
0.646
-0.226
-0.182
0.070
0.044
C3-1
-0.570
-0.606
-0.144
-0.025
-0.48 6 *
-0.52 9 **
-0.73 2 **
-0.84 6 **
C3-2
-0.901
-0.441
0.286
0.631
-0.094
-0.144
0.644
0.641
C4
0.927
0.226
0.523
0.484
0.487
0.402
0.335
0.512
家庭特征
C5
0.002
0.104
0.039
0.076
0.15 4 **
0.22 1 ***
0.47 4 ***
0.47 1 ***
C6
2.14 5 *
1.69 4 *
1.003
1.070
0.07 8 ***
0.08 6 ***
1.09 1 **
1.13 0 **
C7
1.857
1.591
0.206
0.226
0.777
0.755
0.90 1 ***
0.91 4 ***
能源获取
C8
-0.05 8 *
-0.07 2 *
-0.05 1 **
-0.073*
C9
-0.039
-0.046
-0.20 1 **
-0.017
C10
-0.291
-0.606
-0.21 9 **
-0.130
区域特征
C11-1
-3.97 2 ***
-3.64 5 ***
0.446
0.639
1.005
0.235
-0.309
-0.346
-0.420
-0.577
-0.460
C11-2
-2.066
-1.547
-0.057
0.001
-0.248
0.645
0.370
0.401
0.036
-0.103
0.039
常数项
-20.901
-19.243
-0.71 7 **
-0.985
-0.625
-1.0 1 ***
-0.611
-1.94 0 *
-0.59 2 **
-1.912
-2.619
Pseudo R 2
0.465
0.510
0.029
0.171
0.284
0.075
0.219
0.258
0.065
0.390
0.396
注： * 表示 P < 0.10,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模型6呈现一兼户新型可再生能源选择的影响因素，其中模型6a表明劳动力转移程度及性别与农户新型可再生能源选择呈显著负向影响，而劳动力转移空间与其呈显著正向影响，这可能因为一兼户生计由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决定，女性劳动力转移多的农户家庭收入低于男性劳动力转移多的家庭，新型可再生能源产品初期成本较高且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传统能源，因此不利于一兼户购买新型可再生能源产品，另外外出务工的劳动力越多，劳动力外出务工区域对劳动力所在家庭的区域起到示范作用，促使其对能源的高效性和清洁性要求更高，这也符合了大众的消费倾 向 [ 16 ] 。模型6b加入户主特征及家庭特征后，户主年龄与其呈显著负向影响；模型6c加入能源获取后，耕地面积与其呈显著负向影响，这可能因为户主年龄越大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越差，而一兼户家庭农业发展较好，传统能源获取也方便，因此新型可再生能源的选择会减 少 [ 33 ] 。
模型7呈现二兼户新型可再生能源选择的影响因素，其中模型7a表明劳动力转移程度及空间与农户新型可再生能源选择呈显著正向影响，而劳动力转移性别与其呈显著负向影响；这可能因为二兼户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普遍由经济发展差的城市向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进行转移，因此外出务工的人数越多，带来的经济收入越高越有能力支付初期成本较高的新型可再生能源产品，而太阳能作为新型清洁能源，满足了收入不断好转的二兼户重视日常生活水平提升的需要。另外女性劳动力转移越多，家中剩余的人员多数为老人和小孩，老人更倾向使用传统能 源 [ 32 ] 。模型7b加入户主特征及家庭特征后，户主年龄及户主职业务农与其呈显著负向影响，而家庭规模、是否有孩子与其呈显著正向影响；模型7c加入能源获取后，耕地面积、能源价格及距公路距离与其呈显著负向影响，这可能因为农户年龄越大对新型可再生能源产品的接受能力低，家庭规模越大的家庭愿意将新型可再生能源作为补充能源以满足家庭所需的生活能源，这与张敬飒等学者的研究一致，但随着农业耕地面积增多、能源价格提高及距离公路越远，农户获取新型可再生能源的成本越大，消费该能源的数量也会减 少 [ 13 ] 。
模型8呈现非农户新型可再生能源选择的影响因素，其中模型8a表明劳动力转移程度、空间及性别与农户新型可再生能源选择呈显著正向影响，这可能因为劳动力转移程度高的非农户，其家庭收入也相应增多，可以承担安装新型可再生能源产品的高成本。另外非农户家庭女性劳动力转移后接触到更多的能源产品，从长远来看，新型可再生能源有利于节省其他生活能源的消耗，如Wang C等指出劳动力转移导致参与传统能源采集活动的人数减少，采集传统能源的机会成本增大，而从事外出务工等活动能够提高农户收入水平，使其有能力购买清洁绿色的能源消 费 [ 34 ] 。模型8b加入户主特征及家庭特征后，户主年龄及户主职业务农与其呈显著负向影响，而家庭规模、是否有孩子及是否有老人与其呈显著正向影响；模型8c加入能源获取后，耕地面积与其呈显著负向影响，这可能因为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多，户主年龄越高和户主为务农的家庭更容易依赖传统能源，不愿意选择新型可再生能源，而调研地区太阳能主要通过热水器满足农户日常洗浴的需要，家庭规模、是否有小孩及是否有老人显著提升了对该能源的选择，小孩和老人对热水的需求使太阳能热水器在该类家庭中更受欢 迎 [ 32 ] 。
总体上讲，在农户低碳用能的影响因素分析中通过对比可知纯农户、一兼户、二兼户及非农户低碳用能存在差异，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讨论：首先，在农户劳动力转移方面，非农户及二兼户劳动力转移高于一兼户及纯农户，而非农户及二兼户是以外出务工及经商等为主的农户，一兼户及纯农户则是以种植、养殖及季节性务工等为主的农户，农户务工转移人数的增多，在促进农户收入提高的同时也促使家庭能源消费结构升级。已有文献指出农户外出务工不仅导致农户自产的生物质能源数量降低，而且导致生物质能源采集活动的劳动力数量减少，农户采集生物质能源的机会成本增 大 [ 34 ] 。另外从事外出打工和经商等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农户收入水平，而且其生活方式也更倾向于城市居民，消费行为有所改变，因此非农户及二兼户相对于一兼户及纯农户更具有消费低碳能源的能力；其次，在农户特征方面，非农户及二兼户户主职业（打工）及户主受教育水平高于一兼户及纯农户，农户通过打工获得较高的收入，而家庭收入越高的家庭，其购买能力越强，承担的风险能力也越强。此外，农户文化水平越高，对能源的舒适性、便利性及卫生性的要求也越高，而文化水平越低的农户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喜欢墨守成规，不愿意改变现有的消费方式，环保意识较弱，因此，非农户及二兼户相对于一兼户及纯农户更愿意购买和使用低碳能源；再次，在农户能源获取方面，纯农户及一兼户耕地面积高于非农户及二兼户，而非农户及二兼户距公路距离较一兼户及纯农户近，非农户及二兼户所能承受的能源价格高于一兼户及纯农户。耕地及薪柴林面积大的农户，获取生物质能源相对容易，而距公路距离越远的农户家庭，一方面消费闭塞，对低碳用能的认知度不足，另一方面，由于运输不便距离较远，购买低碳能源的成本增加，运输费用较高，购买回来的产品出现问题无法及时维修，所承担的风险也增 加 [ 14 ] 。此外，农户在选择能源时首先会考虑能源价格的高低，纯农户及一兼户多数属于低收入家庭，无法投入大量的资金去购买低碳能源，即使知道低碳能源的好处，也无法承担相应的经济压力。与此相反，二兼户及非农户随着务工收入的提高会更看重的清洁、高效及舒适，因此，非农户及二兼户相对于一兼户及纯农户更倾向于使用低碳能源。综上，随着乡村振兴及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农村劳动力就业机会逐渐增多，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现象普遍发生，由于劳动力转移、农户特征及能源获取等方面的不同，促使不同生计方式的农户在低碳用能方面存在差异。
该文通过对2018年浙豫陕1 106户农村家庭的实证调研，比较分析了3省农户的低碳用能状况，并对影响不同生计农户低碳用能的因素构建模型分析总结如下。
（1）浙豫陕农村地区用能结构不合理，不同生计方式的农户低碳用能差异明显。3省农户用能仍以薪柴、电力和煤炭为主，其中薪柴和秸秆等传统用能总量最高，浙江地区农户用能比河南和陕西地区更清洁，而在低碳用能方面，非农户和二兼户高质商品用能相对较大，二兼户选择新型可再生能源的最多，但新型可再生能源整体使用少，普及率低，新型可再生能源在农村有很大发展空间。
（2）不同生计农户低碳用能影响因素不同。劳动力转移程度和劳动力转移性别与一兼户高质商品用能比例及新型可再生能源选择呈显著负向影响，而劳动力转移空间与其呈显著正向影响；劳动力转移程度和劳动力转移空间与二兼户高质商品用能比例及新型可再生能源选择呈显著正向影响，而劳动力转移性别与其呈显著负向影响；劳动力转移程度、劳动力转移空间和劳动力转移性别与非农户高质商品用能比例及新型可再生能源选择呈显著正向影响。
（3）户主受教育水平与4类农户高质商品用能比例呈显著正向影响，而能源价格与其呈显著负向影响，区域特征对4类农户高质商品用能的影响一致；户主年龄、耕地面积与4类农户新型可再生能源选择呈显著负向影响，而在4类农户中，仅有纯农户的区域特征与农户新型可再生能源选择有显著影响。
不同生计农户低碳用能影响因素分析中，户主受教育水平与农户低碳用能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户主年龄、能源价格及耕地面积与农户低碳用能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这与刘志 雄 [ 35 ] 和梁育 填 [ 8 ] 的研究结果一致，充分证实了农户人口及经济特征的影响在低碳用能过程中不容忽视。此外，根据调研结果发现劳动力转移构成不同生计农户低碳用能绿色转型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丰富了邰秀军和王萍等的研 究 [ 16-17 ] 。研究结果表明，在乡村振兴实施的背景下，要改善农村农户用能使用情况，促进农户用能的低碳可持续发展，当前可行的措施包括：一是在能源供给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进程中，合理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减小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歧视并鼓励外出人才回流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后返回农村不仅提升家庭经济水平和能源认识与环保意识，还影响农户家中其他成员，形成良好的城乡互动机制；二是在推进低碳能源的开发和利用进程中，发展农村的家居，优化取暖设备及生活中会消耗能源的产品设备，创新发展适合农村使用的节约型的家居设备，使农户从日常生计活动中高效利用能源；三是农户劳动力转移比例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相对来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而短期而言，政府应积极为农户开展有针对性、实效性的农业技术培训和劳务培训服务提高农户的职业技能，实现农户的持续增收。长期而言，则应高度重视农户教育，从农户的角度出发考虑其切身利益推广宣传政策，使农户的能源消费观念先发生转变，再带动其能源消费行为发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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