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通过解析出的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机理可发现,在影响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的9个显著因素中,是否给予子女经济支持是直接表层因素,是否有子女经济支持、是否给予父母经济支持、婚姻状况、性别、是否有自主收入以及自评健康为中层间接因素,是否有养老金和是否有医疗保险是深层根源因素。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老年人口劳动参与
从经济需要角度看,吴海盛认为经济需要是农村老年人选择继续进行农业生产的根本原因
从代际支持角度看。乔晓春、白南
从社会保障角度看。裴晓
综合上述观点可以发现,学者们均认为经济水平影响着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且经济水平的提高对劳动参与意愿具有挤出效应。如此一来,伴随着农民综合收入的显著提高,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率也持续走高又该做如何解释?现有研究未能做出回答。这成为文章研究的重要逻辑起点。据此,该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urvey,以下简称CHARLS)2018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在分析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的显著影响因素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影响因素的递阶关系,力求发现影响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率持续走高的根本原因。
该文数据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CHARLS) 2018年全国基线调查。CHARLS数据是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导的,对我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家庭和个人进行的高质量全国性数据调查。调查问卷内容涵盖个人信息、家庭经济情况、健康状况、利用医疗服务情况、医疗和养老保险、工作、资产和消费等方面。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的方式进行,涉及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50个县级单位、450个村级单位、约1万户家庭中的1.7万人,数据被广泛用于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跨学科研究。该文根据研究需要,考虑到70岁及以上年龄段老年人劳动的不稳定性,选取了60~70岁的农村低龄老年人作为基础样本,在剔除含有缺失值的样本之后,最终选取出942个样本。样本特征的统计性描述如
从
该文认为,劳动参与率的提高直接受益于劳动参与意愿的提升,故将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作为因变量。在CHARLS问卷中,对问题“过去一年,您有没有为自家干过农活、从事农业活动,并且至少 10 d以上?”“过去一年,您有没有为其他农户或雇主干农活挣钱,并且至少 10 d以上?”“除去与务农有关的工作,上周您有没有工作至少一个小时?”进行赋值,若老年人的回答中至少有一个为“参与”,则认为其进行了劳动参与,赋值1;3个问题都回答“不参与”,则赋值0,最终形成二分变量。在该文研究的942份样本中,有劳动参与的为692人,占整体样本的73.46%;没有劳动参与的为250人,占整体样本的26.54%。
解释变量包括老年人的个体特征变量、社会保障参与变量、家庭经济保障能力变量及对外经济支持变量。其中,老年人个体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社会保障参与变量、家庭经济保障能力变量及对外经济支持变量为自变量。
个体特征变量。(1)性别。一般而言,男性老年人的体力相比女性更强,从事各种形式劳动的意愿也更强。(2)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身体机能、健康状况都会下降,劳动参与意愿也会随之降低。(3)婚姻状况。我国农村地区的在婚老年人,更倾向于通过双方协同劳作的方式获得经济上的保障,且家庭稳定更有利于促进老年人参与劳动。(4)文化程度。文化程度高的老年人自我保障能力也越强,更注重追求生活质量,劳动参与意愿会降低。(5)自评健康。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身体上常受疾病困扰,而无力参与劳动;健康状况较好的老年人往往更倾向于参与劳动。(6)是否有社交活动。生活有保障的老年人才有闲暇参加广泛的社交活动,这类人群的劳动参与意愿通常较低。(7)健在子女数。从子女赡养父母义务及农村尚存的养儿防老观念的角度看,子女数量越多的老年人,得到子女支持的可能性越大,劳动参与的意愿也会随之下降。
由此提出假设1:年龄越小、在婚、文化程度越低、自评健康越好、没有社交活动、健在子女数少的农村男性老年人更倾向于进行劳动参与。
社会保障参与变量。社会保障参与变量包括是否有医疗保险、是否有养老金。(1)是否有医疗保险。医疗保险能缓解老年人因疾病造成的经济压力,从而减弱其劳动参与意愿。但是,医疗保险也能够保障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从而增强其劳动参与意愿。(2)是否有养老金。养老金能够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水平。对于退休后领取到的养老金高于退休前的老年人而言,其劳动参与意愿普遍较低;没有养老金从而导致生活水平降低的老年人,则会积极参与劳动获取收入。
由此提出假设2:没有养老金的农村老年人更倾向于进行劳动参与,是否有医疗保险对劳动参与的影响则带有不确定性。
家庭经济保障能力变量。家庭经济保障能力变量包含是否有自主收入,以及来自子女或兄弟姐妹等的经济支持。(1)是否有自主收入。包含老年人自我劳动所获得的稳定或非稳定的工资及其他劳动收入等,这些收入能够进一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从而降低其劳动参与的意愿。(2)是否有子女的经济支持。随着农村老年人年龄的增长和身体健康水平的下降,其获取收入的能力下降,若子女能提供有效的经济支持,其劳动参与意愿也会随之降低。(3)是否有兄弟姐妹经济支持。在我国农村地区,老年人大多与兄弟姐妹在同村居住,因此,除子女经济支持外,兄弟姐妹的经济支持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意愿。
由此提出假设3:没有子女、兄弟姐妹及其他经济支持的农村老年人更倾向于进行劳动参与。
对外经济支持变量。60~70岁的老年人大多有需要赡养的父母,且我国相当多的老年父母有补贴子女及照看孙辈的习惯,因此对外经济支持理论上会影响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意愿,包括是否给予子女经济支持、是否给予兄弟姐妹经济支持、是否照料孙代及是否给予父母经济支持。(1)是否给予子女经济支持。农村老年人收入普遍较低,大多会通过劳动的方式获取资金对子女进行帮持。(2)是否给予兄弟姐妹经济支持。与接受兄弟姐妹经济支持相对应,给予兄弟姐妹经济支持的老年人更倾向于参与劳动。(3)是否照料孙代。农村老年人大多有照料孙子女的习惯,经济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劳动参与的可能,这一现象在照顾留守儿童的老年人中更为突出。(4)是否给予父母经济支持。该样本老年人的父母多为高龄老人,自理能力较差且保障水平低,因此,该群体多倾向于通过劳动获取收入来赡养父母。
由此提出假设4:给予子女经济支持、给予兄弟姐妹经济支持、照料孙代、给予父母经济支持的农村老年人更倾向于进行劳动参与。
各变量及其描述性统计见
根据问卷设置,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意愿分为“参与”和“不参与”两类,因此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
将被解释变量劳动参与意愿设为,影响的解释变量个数为。设表示农村老年人进行劳动参与所发生的概率,则表示农村老年人没有进行劳动参与的概率,将二者之比定义为优势比,其中0<<l。
根据假设可知老年人进行劳动参与的概率为:
(1) |
没有进行劳动参与的概率为:
(2) |
则两者概率之比为:
(3) |
由于0<<1,因此odds为正数,将式两边各取对数得到Logistic函数为:
(4) |
根据该文变量的设置,将采用如下二元逻辑回归模型为:
(5) |
在回归模型中,控制变量用表示,该文的控制变量由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自评健康、是否有社交活动及健在子女数构成;为包括社会保障参与变量、家庭经济保障能力变量及对外经济支持变量在内的9个自变量。
采用逐层剖析的方式探讨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先按照个体特征变量设置模型一,模型二在控制个体特征变量的前提下纳入社会保障参与变量,在模型三中进一步加入家庭经济保障能力变量,模型四则在前3个模型的基础上再加入对外经济支持变量。这种逐步回归的策略,使得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能够逐步清晰地呈现出来。回归结果见
注: *
模型一对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性别、婚姻状况和自评健康3个指标均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并对劳动参与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即在婚、自评健康越好的男性农村老年人更倾向于进行参与劳动,与假设一致。男性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意愿是女性老年人的1.642倍,在婚有配偶的老年人进行劳动参与的概率是无配偶老年人的2.079倍,且健康状况每提高一个等级,老年人劳动参与的概率就会增加47.3%。
年龄、文化程度、是否有社交活动以及健在子女数则缺乏统计学意义。年龄无显著相关,是因为样本选择的年龄跨度较小。文化程度无显著相关,则与农村老年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紧密相关。是否有社交活动无显著相关,则反映了农村老年人的社交形式相较简单。健在子女数无显著相关,则表明农村老年人养儿防老观念显著弱化。
模型二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保障参与变量。结果显示,增加该类型变量对个人特征变量的显著性未产生影响。社会保障参与变量中的是否有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均与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意愿显著相关。是否有医疗保险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有医疗保险的老年人劳动参与的概率是没有医疗保险老年人的2.955倍。这表明医疗保险为农村老年人的健康提供了更有效的保障,使其能够继续从事体力为主的农业生产活动。是否有养老金变量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为-0.873,表明该变量对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具有负向影响,即有养老金的老年人参与劳动的愿意更低,是没有养老金老年人41.8%,与假设一致。按照生命周期理论,老年人的消费大于储蓄,随着养老金的逐步提升,老年人基本生活消费需求得以满足,养老金的劳动替代作用愈加明
模型三又加入了家庭经济保障能力变量。从结果来看,社会保障参与变量中的是否有医疗保险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得以提高,由原来的5%水平显著提高至1%,其余显著性变量基本没有变化。在家庭经济保障变量中,是否有自主收入及是否有子女的经济支持均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均为负数,表明两个变量与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意愿显著负相关,即自主收入和子女经济支持的增加会降低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意愿,有自我劳动收入的老年人劳动参与的概率则为没有劳动收入老年人的67.3%,有子女经济支持的老年人劳动参与的概率是没有子女经济支持老年人的63.2%,与假设一致。如上表明,家庭保障能力在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意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家庭保障能力越弱的老年人更倾向于进行劳动参与,以增加收入。是否有兄弟姐妹经济支持与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意愿则无显著相关,可能的原因是兄弟姐妹的经济支持多为偶然性,不足以减轻老年人的经济压力。
模型四在上述3个变量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对外经济支持变量。结果显示,在前3个模型中均1%水平上显著的自评健康变量,其显著性降至为5%水平上显著,其余变量的显著性没有产生变化。由模型四可看出,是否给予子女及父母经济支持与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意愿显著正相关,与假设一致。是否给予子女经济支持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统计学概率为5.728则进一步表明给予子女经济支持的老年人劳动参与的概率是不给予子女经济支持老年人的5.728倍。这一结果表明,我国亲子两代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容性,即便子女成年已婚,父母仍会力所能及的给予帮助,因此子女的经济压力会强烈的传导给父母,在给子女经济帮助和自我养老储备的双重需要下,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意愿会显著增强,这也可能是自评健康变量显著性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否给予父母经济支持变量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需要给予父母经济支持的老年人劳动参与的概率更高,是不照料父母老年人的1.423倍。由于该文的研究对象为60~70岁的低龄老年人,其父母多为高龄老年人,如果父母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且身体状况普遍较差,赡养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这部分低龄老人的劳动参与意愿。
是否给予兄弟姐妹经济支持、是否照料孙代与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意愿则无显著相关。如上所解释,兄弟姐妹之间的经济支持多带有偶然性,不需要通过劳动来弥补这部分经济支出。是否照料孙代无显著相关,可能的原因是农业耕作的特点使得农村老年人照料孙子女并不影响劳动,再加上老年人照料孙代往往能获得来自子女的其他补偿,因此照料孙代不会影响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意愿。
为进一步探讨上述9个因素对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的影响程度及影响机理,运用ISM分析法对影响因素的递阶关系进行解析,具体分析步骤如下。
第一步,确定影响因素间的逻辑关系。假设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有个,则用表示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表示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的各影响因素。各影响因素间的逻辑关系用:“H”和“L”表示,其中,“H”表示行因素对列因素有影响作用,“L”表示列因素对行因素有影响作用,0表示行因素与列因素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第二步,构建邻接矩阵。邻接矩阵是各影响因素间逻辑关系的矩阵表示,其构成元素定义为:
(6) |
第三步,建立可达矩阵。可达矩阵反映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各因素经过一定长度的路径后可以到达的程度。因素间的可达矩阵利用
(7) |
第四步,可达矩阵的级间划分。首先确定最高层次的因素,将可达矩阵分为可达集和先行集,其中,表示可达矩阵中从因素出发可以到达的全部因素的集合,表示可达矩阵中可以到达因素的全部因素的集合,即:
(8) |
(9) |
然后,再依次确定其他层因素。首先,从原可达矩阵中删去中因素对应的行与列,得到矩阵;其次,对进行
第五步,建立解释结构模型。根据的要素顺序,得到重新排序的可达矩阵,每一单位矩阵对应的要素均处于同一层次,用有向边连接相邻层次间及同一层次的因素,得到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的层次结构。
该文将二元回归分析中得到的9个影响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的因素进行设定,具体见
利用专家咨询法,得到如

图1 因素间的逻辑关系
根据
根据
由可达矩阵求出的最高层的可达集、先行集及其两者的交集如
由

图2 排序后的可达矩阵
由可达矩阵可见,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处于第一层,是否给予子女经济支持处于第二层,是否有子女经济支持和是否给予父母经济支持处于第三层,性别、婚姻状况和是否有自主收入处于第四层,自评健康处于第五层,是否有医疗保险和是否有养老金处于第六层,最终形成了一条具有逻辑关系的影响因素链。用有向边连接相邻层次及同一层次的因素,得到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的关联关系和层次结构,详见

图3 影响因素间的关联关系与层次结构
由
是否给予子女经济支持是直接表象因素表明,农村低龄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意愿表现为经济诉求,需要接济子女则是经济诉求中最重要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一是60~65岁的老年人,他们的子女刚刚成家或成家不久,因建房买房、婚嫁产生的成本需要父母子女共同逐步消
从中间间接因素看,是否给予父母经济支持会影响给予子女经济支持的能力在于,农村老年人面临收入不稳定和就业局限性的风险较大,伴随着4位高龄老年父母可能的医疗支出等风险,因此履行法定的赡养义务会挤占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同时,性别影响着是否给予父母经济支持,可以解释为:“养儿防老”在农村仍然是重要的养老方式,并且儿子给予老年人经济支持是“养儿防老”的重要体现。这其实反映出农村的重要养老习俗:女儿能通过洗衣、做饭和打扫卫生等日常照料给予父母关怀以体现其赡养义务,而儿子的日常照料往往弱于女儿,进而形成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有序养老分工。是否有子女经济支持与是否给予子女经济支持之间则反映了代际关系是否和谐的体现。婚姻状况对其产生影响则在于,有配偶的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可以互相照料和关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养老储备的需求量,潜在增加了对子女经济支持的可能性。
当然,是否有能力给予子女经济支持受制于多种因素,但从深层根源因素看,最终取决于是否有养老金和是否有医疗保险,而通过
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城镇化转移,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对农村劳动力短缺的补充作用愈加明显。该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及ISM解释结构模型,从个人特征、社会保障、家庭经济保障能力和对外经济支持四个方面解析了9个因素对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是否给予子女经济支持是直接表层因素,是否有子女经济支持、是否给予父母经济支持、婚姻状况、性别、是否有自主收入以及自评健康为中层间接因素,是否有养老金和是否有医疗保险是深层根源因素。基于上述研究,该文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农村老年人的劳作主要是出于支持子代,相比之下其他因素并不能促使农村老年人放弃劳动,这虽然有利于缓解农村劳动力的短缺,但从农村老年人福利及养老角度而言,无疑又具有负面影响。这需要政府从住房保障、就业支持和教育保障等多方面入手降低居民的生活成本,使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由被动转为主动以还原积极老龄化的本质,同时也使子女能够成为父母养老的重要保障。
(2)基本养老保险对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具有重要的基础保障作用,并从多个方面影响着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因此政府应统筹规划养老金的增长,使其既能够保证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所需,又能发挥提高老年人健康绩效的功能。
(3)以提高农村老年人健康为宗旨设计基本医疗保险的发展路径。一是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中长期规划,加大农村地区健康基础设施建设和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力度,提高老年人对基层医疗的可及性;二是完善医疗保险的疾病预防和健康保健功能,从源头控制老年人的疾病风险,这对于改善老年人力资本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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