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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分析
1. 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石家庄 050061；
2. 河北经贸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石家庄 050061
摘要 科学客观地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探寻全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趋势，以期为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农村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政策建议。
文章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5个维度构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2009—2018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和西藏）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利用Dagum基尼系数研究区域差异，并根据Markov链分析动态演进趋势。
全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且各地区间的发展水平存在非均衡性，表现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分布特征；在区域内差距上，东部区域内差异最大且呈现逐渐扩大趋势；在地区间差距上，东部—西部地区间差距最大但呈现逐渐缩小趋势；从动态演进趋势来看，中国整体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处于由低阶段、中低阶段向中高阶段、高阶段快速发展提升的时期。
充分考虑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结合资源禀赋协调区域差异，切实实现各地区乡村发展能力的提升和优化，保障乡村振兴的有序平稳进行。
至2020年底，我国9 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全面脱贫，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被彻底消除。但是绝对贫困的解决，不等于扶贫工作的终结。2021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核心，强调了要实现脱贫攻坚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破解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促进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而通过科学评估，有效评价，能够充分调动多方要素，实现资源有效聚集，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 [ 1 ] 。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都明确指出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些战略规划的出台实施，有助于科学把握乡村振兴内涵。通过合理地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度我国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分析不同地区水平差异及未来发展趋势，对于协调地区间资源流动和总结实践经验，推进各地区乡村振兴发展的政策制定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在乡村的发展水平评价上，国外学者有了一定的研究。Cloke等是最早通过构建乡村指数对乡村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的一批学者。他们利用人口状况、就业情况和地方区位等指标数据，对乡村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和分 类 [ 2 ] 。此后，Gulumser等更新了评价方法，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降维处理各项指 标 [ 3 ] 。借鉴国外乡村发展评价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国内对于乡村振兴的相关研究有了丰富的成果，主要集中于发展水平评价、总体特征及区域差异等方面。
首先，在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上，学者们主要借鉴十九大报告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5个维度展开研究。而在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上，各学者针对研究的重心和区域的不同，选取的内容较为多样性，目前尚未形成较为规范的指标体 系 [ 1 , 4 , 5 ] 。此外，部分学者针对乡村振兴中的若干维度展开研究，其中肖黎明等为了研究2007—2016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和西藏）的生态宜居水平，构建了生产、生活和生态3个维度的指标体系进而测 算 [ 6 ] ；申云等则重点探讨了产业兴旺维度，构建了以农产品、农业多功能以及农业支撑为主的乡村产业振兴体系的理论框 架 [ 7 ] 。其次，在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总体特征上。部分学者采用单一年份截面数据，对全国各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得出乡村振兴水平较高的地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评价得分普遍较 高 [ 8 ] 。但全国乡村振兴发展整体水平不高，绝大多数地区仍处于相对滞后阶 段 [ 5 , 9 ] 。部分学者采用多年度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刘长全等利用2011—2014年的数据对全国农村发展情况进行研究，认为我国农村发展水平稳步提高，各层面失衡问题趋于缓 解 [ 10 ] 。这一观点得到韩磊等学者的支持，通过对比分析2016年与2015年发现，农村发展水平的提高主要来自于生活水平的提 升 [ 11 ] 。最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研究也较为丰富。基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对于区域的划分方式也不尽相同。闫周府和吴方卫通过划分八大经济区进行分析，研究显示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乡村振兴指数较高，而黄河中游、西南以及西北地区远低于平均水 平 [ 12 ] 。吕承超和崔悦研究发现，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由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依次降低，但相对差距在逐渐缩 小 [ 13 ] 。此外，有学者针对区域展开研究，分别包括长三角地 区 [ 14 , 15 ] 、华东地 区 [ 16 ] 、京津冀地 区 [ 17 ] ，或个别省份展开研究，例如云 南 [ 18 ] 、海 南 [ 19 ] 、甘 肃 [ 20 ] 等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开展评价，这些研究都对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提供了可参考的政策建议。
从已有研究看，学者们对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评价、总体特征及区域差异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多数文献仍停留在对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一般性比较中，而对其地区差异来源及动态变化的研究尚需进一步补充完善。那么，我国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到底怎样？各地区间的差距如何？未来又有怎样的发展趋势？解决这些问题能够为进一步发展规划提供一定的依据。基于此，文章结合以往学者的研究，采用2009—2018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和西藏）的面板数据，依据规划要求构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测算乡村振兴发展水平。采用Dagum基尼系数对全国及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差距开展深入探讨，利用Markov链对全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趋势进行分析，据此提出推动我国乡村振兴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指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5项发展指标，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研究指引了明确的方向。为此，该文基于已有研 究 [ 21-23 ] ，综合考虑城乡发展特点，结合乡村发展趋势，通过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5个维度，选取32个指标构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内容见 表1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方向
产业兴旺
农业生产条件
人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乡村人口（元/人）
+
耕地保有量
耕地面积/乡村人口比重（%）
+
农林水事务支出占一般财政支出比重
农林水事务支出占一般财政支出比重（%）
+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
农业生产效率
人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人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元/人）
+
节水灌溉面积
节水灌溉面积（千h m 2 ）
+
千公顷农业机械动力
农业机械总动力（万kW·h/千h m 2 ）
+
生态宜居
生态环境
森林覆盖率
森林面积/土地总面积（%）
+
卫生厕所普及率
累计卫生厕所户数/乡村总户数（%）
+
化肥使用强度
化肥施用量/耕地面积（万t/千h m 2 ）
-
宜居程度
集中供水的行政村占比
集中供水的行政村占比（%）
+
城乡园林绿化覆盖面积对比
城乡园林绿化覆盖面积/乡村园林绿化覆盖面积（乡村=1）
-
城乡污染治理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GDP（%）
+
乡风文明
文明创建
乡镇文化站个数
乡镇文化站个数（个）
+
养老机构个数
养老机构个数（个）
+
城乡居民受教育年限对比
城市居民受教育年限/农村居民受教育年限（乡村=1）
-
文娱支出
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
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
+
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
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
+
乡村居民消费支出中文教娱乐支出比重
人均乡村文教娱乐支出/人均乡村居民消费支出（%）
+
治理有效
基层管理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之比
城市人均居民收入/乡村人均居民收入（乡村=1）
-
城乡总抚养比之比
城市总抚养比率/乡村总抚养比率（乡村=1）
+
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之比
城市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乡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乡村=1）
-
生态防控
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行政村占比
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行政村/行政村总数（%）
+
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的行政村占比
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的行政村/行政村总数（%）
+
农作物成灾面积率
农作物成灾面积/耕地面积（%）
-
生活富裕
生活水平
农民居民可支配收入
农民居民可支配收入（元/人）
+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对比
城市居民人均消费/乡村居民人均消费（乡村=1）
-
城乡恩格尔系数对比
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乡村=1）
+
乡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
乡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乡村居民消费支出（%）
+
互联网
农村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万个）*乡村人口比重（%）
+
医疗保障
城乡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对比
城市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乡村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乡村=1）
-
设置卫生室的村占行政村的比重
设置卫生室的村/行政村总数（%）
+
该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及《中国环境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源于各个地的相关统计年鉴。鉴于西藏部分数据存在严重缺失，以及香港、澳门、台湾等中国地区不具有可比较的一般性特征，因此以上4个省（行政区）被排除在该次研究的范围之外，进而收集了2009—2018年的相关数据作为该次研究的原始资料。考虑到各个指标的量纲不同和数量级上的差异会对分析结果产生差异性影响，因此首先采用离差的标准化对原始数据资料进行了处理。
科学测算各个指标的权重，对于研究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中主要包括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两种赋权方法，为了保证能够科学客观反映各个指标在指标集中的重要程度，研究采用熵权法对各个指标赋予权重。鉴于研究是基于面板数据，在原有的基础上同时加入时间变量，通过对指标的离散程度进行研究，离散程度越大的指标对于综合评价的影响也就会越大，反之则越小。利用熵值法计算全国30个省份（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和西藏）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得分， a 代表年份， i 代表省份， j 代表指标，计算步骤如下。
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为：
式（1） （2）中， X m a x 和 X m i n 分别代表第 j 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X a i j 和 Z a i j 分别代表第 j 项指标标准化处理前和处理后的数值。
计算第 j 项指标下第 i 个省（市、自治区）占该指标的比重为：
计算熵值为：
式（4） 中， K 1 = 1 l n ( m * k )
计算各指标的冗余度为：
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计算各个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综合得分，考虑到可读性，该文采用百分制。
与泰尔指数等方法相比较而言，于1997年由Dagu m [ 24 ] 提出并以其名字命名的Dagum基尼系数在比较区域间（内）差异的测度方面以及解决均衡性、组间突变因素及数据质量方面更加优化，能够有效分析农村区域差异问 题 [ 25 ] 。鉴于此，该研究通过采用Dagum基尼系数对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分解，由 式（1） 计算出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基尼系数 G 。其中， k = 4 代表全国被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4个地区， n j ( n h ) 解释的是第 j ( h ) 的地区的省市个数， y j i ( y h r ) 分别为在第 j ( h ) 区域内对应的各个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 μ ¯ 是全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平均值。
在进行基尼系数分解之前，首先要按照各个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平均值进行排序，例如： μ ¯ 1 ≤ μ ¯ 2 ≤ · · · · · · ≤ μ ¯ k 。由区域内的差异贡献（ G w ）、地区间的净值差异贡献（ G r b ）和超变密度贡献（ G t ）三者相加便可得到总体差距（ G ），而 G j j 、 G j h 则分别表示区域内的基尼系数和区域间的基尼系数。在 式（9） 中， p j = n j / n ， s j = ( n j * μ j ¯ ) / ( n * μ ¯ ) 。 式（14） 中， D j h 表示地区间乡村发展水平净差距与平均差距的比值，其中 d j h - q j h 表示地区间乡村发展水平的净差距， d j h + q j h 表示地区间乡村发展水平的平均差距。 d j h 表示当 j 、 h 地区间样本 y j i - y h r ≻ 0 时，所有 y j i - y h r 的数学期望； q j h 表示的是超变一阶距，当 j 、 h 地区间样本 y j i - y h r ≺ 0 时，所有 y h r - y j i 的数学期望。
Dagum基尼系数能够在更加宏观的视角下阐释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变化和其产生原因，但其呈现的动态变化情况却难以实现，也就是不同地区间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程度的相对位置变动及其发生变动的可能性并不能够做到充分解释。因此，采用Markov链进行更进一步的深入分析。Markov链是基于时间与状态都离散的情况下的随机过程的研究（ x ( t ) , t ∈ T ）。设定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转移概率仅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状态 i 与 j 有关，与 m 不相关，则Markov链为：
以上的式子是对Markov链性质的解释，代表变量的不同状态之间转移的概率分布。将全国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分为 M 种，便可得到一个 M × M 维的转移概率矩阵 P 为：
式（16） 中， p i j ≥ 0 ， i j ∈ M ， ∑ j ∈ M p i j = 1 ， i j ∈ M 。通过极大似然估计法测算转移概率 p i j ，也就是从第 i 种类型转移到第 j 种类型的概率。 p i j 的具体测算方式为：
式（17） 中， n i j 代表了在样该研究的时间范围内由第 i 种类型转移到第 j 种类型的次数， n i 是第 i 种类型的总次数，由此便可得到转移概率矩阵 P = p i j 。假若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在初始状态为 i 类型，经过发展变换后等级不变，便可认为状态平稳；如若等级提高，则可视作地区等级呈现上升趋势；反之则意味着地区等级向下降低。
根据前述中构建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赋予各个指标权重，测算出2009—2018年中国30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和西藏）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均值为0.333（ 表2 ）。采用Arc GIS软件对中国30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和西藏）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分布状况进行描绘。根据测算结果，在考虑我国乡村发展的现实情况下，将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划分为4种类型：将低于全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平均值50%的省份视作低水平的类型，区间表达式为（0，0.167]；将全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平均值50%~100%的省份作为中低类型，区间表达式为（0.168，0.333] ；把全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平均值100%~150%的省份视为中高水平类型，区间表达式为（0.334，0.500]；将高于全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平均值150%的省份视作高水平类型，区间表达式为（0.501，+∞] 。
地区 年份 得分 排名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浙江
0.376
0.417
0.426
0.474
0.520
0.530
0.575
0.645
0.646
0.673
0.528
1
江苏
0.357
0.393
0.419
0.463
0.490
0.503
0.548
0.603
0.613
0.640
0.503
2
山东
0.385
0.405
0.442
0.469
0.502
0.523
0.554
0.550
0.585
0.606
0.502
3
河北
0.361
0.364
0.396
0.427
0.433
0.436
0.458
0.487
0.489
0.506
0.436
5
广东
0.278
0.305
0.318
0.338
0.343
0.347
0.382
0.437
0.435
0.474
0.366
8
上海
0.299
0.318
0.321
0.350
0.333
0.355
0.353
0.391
0.392
0.397
0.351
10
福建
0.253
0.266
0.295
0.327
0.349
0.336
0.357
0.441
0.418
0.444
0.349
11
北京
0.280
0.286
0.289
0.302
0.291
0.302
0.300
0.354
0.328
0.342
0.308
19
天津
0.185
0.195
0.194
0.221
0.246
0.253
0.290
0.338
0.337
0.351
0.261
25
海南
0.220
0.217
0.231
0.239
0.258
0.256
0.262
0.269
0.266
0.267
0.249
26
东部
0.299
0.317
0.333
0.361
0.376
0.384
0.408
0.451
0.451
0.470
0.385
—
河南
0.342
0.346
0.363
0.385
0.399
0.400
0.402
0.475
0.459
0.488
0.406
6
湖南
0.282
0.288
0.314
0.339
0.364
0.343
0.380
0.413
0.405
0.425
0.355
9
湖北
0.282
0.294
0.306
0.324
0.351
0.310
0.355
0.407
0.403
0.433
0.346
14
安徽
0.253
0.268
0.296
0.319
0.335
0.343
0.364
0.420
0.412
0.435
0.345
15
江西
0.265
0.286
0.308
0.331
0.317
0.331
0.346
0.385
0.375
0.392
0.334
16
山西
0.220
0.222
0.236
0.243
0.268
0.276
0.294
0.306
0.282
0.306
0.265
23
中部
0.274
0.284
0.304
0.324
0.339
0.334
0.357
0.401
0.389
0.413
0.342
—
四川
0.340
0.367
0.402
0.424
0.446
0.487
0.494
0.530
0.560
0.577
0.463
4
新疆
0.259
0.278
0.307
0.322
0.334
0.361
0.381
0.397
0.410
0.431
0.348
12
内蒙古
0.251
0.271
0.291
0.322
0.334
0.357
0.369
0.419
0.411
0.443
0.347
13
广西
0.223
0.233
0.248
0.270
0.312
0.314
0.337
0.380
0.388
0.414
0.312
18
陕西
0.224
0.242
0.249
0.264
0.288
0.294
0.304
0.352
0.334
0.355
0.291
20
云南
0.200
0.206
0.224
0.244
0.271
0.273
0.288
0.330
0.334
0.355
0.272
22
重庆
0.216
0.221
0.240
0.257
0.255
0.241
0.260
0.296
0.301
0.324
0.261
24
贵州
0.160
0.168
0.181
0.203
0.227
0.222
0.266
0.299
0.309
0.328
0.236
27
甘肃
0.173
0.180
0.191
0.220
0.232
0.231
0.250
0.269
0.264
0.283
0.229
28
宁夏
0.132
0.146
0.170
0.181
0.199
0.209
0.221
0.242
0.247
0.268
0.202
29
青海
0.102
0.108
0.118
0.124
0.147
0.145
0.160
0.190
0.186
0.199
0.148
30
西部
0.207
0.220
0.238
0.257
0.277
0.285
0.303
0.337
0.340
0.362
0.283
—
黑龙江
0.320
0.345
0.360
0.390
0.361
0.384
0.405
0.442
0.447
0.464
0.392
7
吉林
0.239
0.243
0.268
0.293
0.318
0.333
0.362
0.373
0.360
0.367
0.316
17
辽宁
0.224
0.238
0.244
0.263
0.282
0.294
0.307
0.322
0.316
0.324
0.281
21
东北
0.261
0.275
0.291
0.315
0.320
0.337
0.358
0.379
0.374
0.385
0.330
—
全国
0.257
0.270
0.288
0.311
0.327
0.333
0.354
0.392
0.390
0.410
0.333
—
图1~4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20）4619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第一，从乡村振兴发展的整体水平来看。我国乡村振兴发展的水平在各地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且基本上呈现由东部沿海地区向西部内陆地区的递减态势。2009—2018年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中，高水平的发展类型实现了从无到有，低水平的发展类型实现了从有到无的发展转换。第二，从乡村振兴发展的动态变化来看。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以浙江、江苏、山东和四川保持较为稳定的发展态势，另有河北和广东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跃升为高水平类型；另有西部地区实现较为快速的增长态势，迅速从低水平类型逐渐发展成为中低水平类型。
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的区域划分方法及乡村发展差异，进行了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地区划分。具体结果如 表2 所示。
从 表2 中可知，中国30个省份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表现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并且各地区间发展差距波动缩小：①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平均得分前10位的省份当中，东部有6个。而平均得分居于后10位的省份中，西部有6个。由此可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增速较快的地区却集中于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与中部地区相比较而言，乡村整体的发展水平落后于中部，且其年均增长速度也要低于中部地区。②从增速来看，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均值由2009—2018年年均增长幅度达到5.35%，呈现出较为稳定的中高速增长。 表2 表明，中国30个省份呈现较为稳定且有加速增长的趋势，但是地区间增速有一定差距，表现为西部＞东部＞中部＞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年均增速达到6.37%，而贵州、宁夏、青海3个省份更是以8.32%、8.23%和7.66%的年均增长速度位居前三，相反上海、北京和海南却位居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年均增速的末位。
根据2009—2018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和西藏）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相关数据，利用Dagum基尼系数测算出全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基尼系数，如 图5 所示。
图5 2009—2018年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总体基尼系数变化
由 图5 可知，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现波动变化趋势，表现为“三次下降、三次上升”。与2009年相比，2018年区域间的差距总体表现为不断缩小的趋势。具体来看，2010—2013年、2014—2016年和2017—2018年的差距是不断缩小的，然而，2009—2010年、2013—2014年和2016—2017年30个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呈现快速扩大的趋势。其原因可能是：2010年以广东省、江西省、江苏省和浙江省作为代表，加大了对于城乡中污染建设的投资，环境污染问题得到一定的治理，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全国间的发展水平差距。2014年则以四川省为代表对于生活垃圾处理的村占比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2016年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北地区发生暴雨洪涝灾害以及南方经受了风雹灾害、台风侵袭，同时东北地区遭受了严重的干旱灾害，造成大量农作物受灾和乡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进而降低了东部省份、中部省份和西部省份之间乡村发展程度之间的差距。但伴随着救灾、减灾活动的开展、农业生产生活的恢复以及相关乡村基础设施的补充完善，这一点又使得2017年的地区发展水平差距显得迅速扩大，并且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
3.2.2 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空间分布的区域差异及其分解
图8 2009—2018年区域差距贡献率及其变动趋势
（1）区域内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差异分析。从 图6 中可以看出，东部和西部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区域间的差距均要高于中部和东北地区，但两者略有不同的是，东部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呈现波动扩大的趋势，而西部地区间的发展水平差距由2009年的16.71%下降至2018年的14.81%，整体上表现为波动缩小的演进趋势。相比之下，中部和东北地区的乡村发展程度差距较小，中部地区发展较为平稳，基本在6%附近呈现上下波动，而东北地区2009—2013年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但从2014年表现为逐步扩大区域内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差距，这说明东北区域内部省份之间的发展差距呈现波动扩大的趋势，并且具有一定的发展不均衡性。
（2）区域间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差异分析。由 图7 可知，2009—2018年区域间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差距均呈现波动缩小的趋势。并且表现为3组近乎相似的波动趋势，例如东部—西部、中部—西部；东北—西部、中部—东北；东部—中部、东部—东北3组较为近似的变动趋势。但不同的是，东部—西部的基尼系数显著高于中部—西部，这也印证了东部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是依次高于中部和西部；中部—东北、东北—西部的乡村振兴发展差距中，说明中部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是依次优于东北和西部；东部—中部、东部—东北的乡村振兴发展差距中，说明中部在优于东北发展的同时，两者之间的差距是较小的，但两者与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还是较为稳定的，并且都处于13%的范围内上下波动。
（3）区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差异贡献率分析。通过 表3 可知，2009—2018年区域内差距贡献值始终高于区域间净差距贡献值，并且区域内差距贡献值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年均扩大增速达到1.2%，而区域间净差距贡献值年均缩小速度达到2.78%，相比于区域内的发展差距缩小趋势更加明显。区域间超变密度贡献值则始终保持在50%以上。同时区域间净差距贡献值和区域间超变密度的总差距贡献率长期处于70%以上，但也可以了解到区域间的差距表现出一种波动下降的变化趋势。可见，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总体差距主要来自于区域间的发展水平差异，同时不可忽视区域内部发展差距的逐渐扩大。
表3
2009—2018年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区域差距贡献率的分解
年份 全国 地区内差距 地区间差距 地区间超变密度 地区间总差距 贡献值 贡献率 贡献值 贡献率 贡献值 贡献率 贡献值 贡献率
2009
0.153 3
0.038 0
24.80
0.034 8
22.69
0.080 5
52.51
0.115 3
75.20
2010
0.158 1
0.039 7
25.14
0.036 4
23.00
0.082 0
51.86
0.118 3
74.86
2011
0.155 6
0.039 9
25.63
0.030 5
19.62
0.085 2
54.75
0.115 7
74.37
2012
0.155 2
0.039 7
25.60
0.031 7
20.41
0.083 8
54.00
0.115 5
74.40
2013
0.146 5
0.039 2
26.76
0.032 5
22.17
0.074 8
51.07
0.107 3
73.24
2014
0.152 3
0.041 6
27.30
0.029 4
19.30
0.081 3
53.39
0.110 7
72.70
2015
0.147 6
0.040 2
27.20
0.032 7
22.13
0.074 8
50.67
0.107 5
72.80
2016
0.144 4
0.038 9
26.96
0.028 8
19.93
0.076 7
53.10
0.105 5
73.04
2017
0.150 8
0.041 4
27.43
0.025 2
16.69
0.084 3
55.88
0.109 4
72.57
2018
0.148 8
0.041 1
27.60
0.026 2
17.61
0.081 5
54.79
0.107 7
72.40
为了进一步描绘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动态演进趋势，按照前文的分类方式，将2009—2018年全国30个省份（市、区，不含港澳台和西藏）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划分为4种类型：低于全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平均值50%的省份作为低水平类型，区间表达式为（0，0.167]；将全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50%~100%的省份作为中低类型，区间表达式为（0.168，0.333]；把全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100%~150%的省份作为中高水平类型，区间表达式为（0.334，0.500]；将高于全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150%省份作为高水平类型，区间表达式为（0.501，+∞]。
Dagum基尼系数可以分析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的总体状态和差异的主要原因，但是并不能够满足研究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相对位置在2009—2018下的动态变化趋势，那么也就无法清楚的解释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在历经长时期的发展是如何处于稳定状态的情形。因此，通过利用Markov链的研究方法，弥补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与稳态形成的研究方面的不足。结合前文将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划分为的4种类型，将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在（0，0.167]的低水平类型，用Ⅰ表示；将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在（0.168，0.333]的中低水平类型，用Ⅱ表示；将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在（0.334，0.500]的中高水平类型，用Ⅲ表示；将乡村振兴发展水平（0.501，+∞]的高水平类型，用Ⅳ表示。
表4 是2009—2018年中国不同类型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趋势，通过Markov转移矩阵概率计算得出。总体上来看，对角线上的转移概率较低，非对角线上的转移概率具有明显的提高，说明不同类型水平的省份之间的流动性较强，其相对位置的变化灵活，即大部分省份都有很大概率处于上升变动的趋势阶段。具体可知：①在研究2009年处于类型Ⅰ（低水平）的省份，在2018年全部上升到类型Ⅱ（中低水平）；②在研究2009年处于类型Ⅱ的省份，在2018年有53.02%的省份进入到类型Ⅲ，仍有46.98%的省份处于类型Ⅱ；③在2009年处于类型Ⅲ的省份中，在2018有24.17%的省份上升到了类型Ⅳ，仍有75.83%的省份处于类型Ⅲ当中；④在2009年处于类型Ⅳ的省份中，仍有100%的省份保持在类型Ⅳ当中。这也就表明了全国30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和西藏）的不同类别之间的转移的概率较大，且整体上处于一种上升的稳定发展态势。
表4
2009—2018年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Markov转移矩阵概率分布
分类 类型Ⅰ 类型Ⅱ 类型Ⅲ 类型Ⅳ
类型Ⅰ
0.00
100.00
0.00
0.00
类型Ⅱ
0.00
46.98
53.02
0.00
类型Ⅲ
0.00
0.00
75.83
24.17
类型Ⅳ
0.00
0.00
0.00
100.00
注： 低，中低，中高，高4种类型分别对应（0，0.167]，（0.168，0.333] ，（0.334，0.500]，（0.501，+∞]
不同类别的地区向上跨区变动的可能性较大，伴随着发展其最终的稳态分布又是怎样的呢？ 表5 是2009—2018年中国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初始分布以及稳态分布的状况，其显示出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处于由低向高的发展阶段，且高水平实现了从无到有，而低水平实现了从有到无的剧烈反差的发展格局。初始分布状态下，中高水平类型仅占20%，其余全部属于中低水平类型和低水平类型，且分别占据70%和10%的比重。而稳态分布情况下，中低水平类型和低水平类型分别下降为26.66%和0.00%，与之对比明显的是高水平类型由0%跃升至16.67%，同时中高水平类型和高水平所占比重之和达到73.34%。这说明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正处于由低水平、中低水平阶段向中高水平、高水平的阶段动态演进的进程中。
分类 类型Ⅰ 类型Ⅱ 类型Ⅲ 类型Ⅳ
初始分布
10.00
70.00
20.00
0.00
稳态分布
0.00
26.66
56.67
16.67
通过对2009—2018年中国30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和西藏）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其动态演进分析，结果表明如下。
（1）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省域之间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总体上表现为由西部向东部的发展水平递增的趋势。浙江、江苏、山东和四川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较高，而甘肃、宁夏、青海、贵州等地较低。
（2）2009—2018年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基尼系数呈现波动下滑的趋势。4个区域间的乡村综合发展水平依然具有较大的差距，尤其是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相较于其他地区仍然存在一定的劣势。通过Dagum基尼系数分解可了解到，总体上的差距主要来源于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地区间的净差距和地区间的超变密度的贡献率仍处于70%的位置，且呈现波动缩小的趋势，但不可忽视的是区域内的乡村发展差距正在呈现扩大的趋势
（3）利用Markov链分析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变化趋势，结果显示中国乡村的发展水平之间的组间流动性较高，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具有一定的上升发展空间。并且从总体来看，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正处于由“低水平和中低水平阶段”向“中高水平和高水平阶段”稳步发展的进程中。
上述研究表明，伴随着中国乡村综合能力的提升与加强，各个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在整体上升的同时，区域间差异缩小程度以及“东高西低”的整体趋势并没有产生根本性的逆转。通过分析结果，提出以下相关政策建议。
（1）重视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空间非均衡问题。发挥乡村振兴发展高水平地区的辐射带动效应，缩小乡村振兴发展中的区域差距。东部地区在保持稳定发展的同时，应着重培育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发展，有效提升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推进地区间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协调有序。促进资源要素在东、中、西之间流动，加强东部高水平省份对于低水平省份的带动效应和扩散效应，重视区域内的发展不均衡，避免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
（2）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深刻内涵，探索切实可行的乡村发展路径。根据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维度，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农村的优势产业；针对各地农村生态宜居水平的不同发展趋势和差异性，完善多元化的治理手段；加快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方面的投入；健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的体系，完善农村治理的体制机制；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努力提升居民的满意感和幸福感。密切关注各地区的经济条件、生态环境和村风民俗等，选择适合各地区长期均衡发展的路径。
（3）重视城乡协调发展。乡村振兴和城镇化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与城镇化战略相结合，城市的良好发展依靠农民与农业资源要素的补充，同时城镇化的发展能够反馈带动乡村产业的发展，对于乡村振兴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保障乡村的优先发展与城镇化同步进行，增强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加快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程，精准引导资源投入农业农村领域，使得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得到最好的配置。切实完善各地区乡村的发展能力的提升和优化，以便保障乡村振兴的有效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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