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4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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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在全面解析乡村振兴战略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从时空维度测度和比较了我国省域乡村振兴水平及区域差异。

方法

文章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度2014—2019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西藏）的乡村振兴动态发展水平，进一步利用泰尔指数分析了东、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发展的区域差异。

结果

（1）我国各地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但发展趋势总体向好，三大区域乡村振兴发展呈现东部地区较好，中部地区居中，西部地区落后的发展态势。（2）乡村振兴子系统发展差异较大，生态宜居子系统发展较好，产业兴旺子系统发展缓慢，治理有效子系统发展最差。（3）区域间差异是我国乡村振兴发展差异的主要来源，东部地区区域内差异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

结论

最后，提出要全面把握乡村发展差异，做好乡村振兴顶层设计，加强区域协作，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

评价指标体系; 纵横向拉开档次法; 泰尔指数; 动态评价; 区域差异

①参考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0 引言

“三农”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随着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村人口、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单方面向城市流动，造成农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留守儿童、土地撂荒、村庄衰败等问题日益突出，更加凸显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

1]。党中央适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强调要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分阶段全面部署了乡村振兴发展的目标任务，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主要任务之一^①。我国地域幅员辽阔，农业人口众多、农业基础薄弱、城乡发展差距大，各地区发展存在较大的差异，要想实现乡村全面振兴，难度大、任务重、周期长。因此，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要求科学设计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各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动态测评，并对各区域的乡村振兴发展差异进行测度，有利于总结各地区在乡村发展进程中存在的优势和不足，以便于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对各地区进行精准定位、分类施策。

1 文献述评

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两方面，关于理论层面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及逻辑关系^[

2-4]、产业融合和要素流动^{[参考文献 5

百度学术}5,6]、城乡关系^{[参考文献 7

百度学术}7,8]、实现路径^{[参考文献 9-11}9-11]等方面，并对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参考文献 12

百度学术}12]、脱贫攻坚^{[参考文献 13

百度学术}13,14]等方面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论证。

实证层面的文献大多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设计指标体系，从不同层面测度各地区乡村振兴水平。例如，贾晋、牛文浩、闫周府等^[

15-17]基于全国省域层面以五大发展目标构建乡村振兴指标体系，应用熵权-TOPSIS法、因子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等分别测度了我国各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均指出我国地区间乡村振兴总体水平的差异十分明显，东部省份乡村振兴总体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省份；陈俊梁、李坦等^{[参考文献 18

百度学术}18,19]研究了长三角、长江经济带等地区的乡村振兴水平，指出江浙一带的乡村振兴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张挺、张雪等^{[参考文献 20

百度学术}20,21]采用微观调研数据，从微观视角研究不同地区样本村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主要有以下三点区别及不足：一是指标体系的不同，学者们在一级指标的设置上已达成共识，大多是基于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为依据，但是在具体指标的设置上仍存在较大的差异，很多指标未能体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相关要求。二是研究对象的不同，研究范围从宏观、中观到微观层面的均有所涉及，但大多基于截面数据进行的研究，从时空维度进行研究的文献还较少。三是研究方法上的改进，从定量赋权的方法延伸至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评价方法在评价截面数据时较为客观，但对于面板数据的评价来说会忽略时空维度上的对比，造成不同年份权重不一致问题。因此，文章结合中央政策文件及现有的文献资料，在充分体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内涵的基础上构建指标体系，并基于2014—2019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西藏）的面板数据，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从时间和空间维度评价各地区乡村振兴水平，该方法不仅能够横向分析指标之间相对于测算目标的重要程度，而且可以从纵向上拉开被测算对象之间的整体差异，能够深层次考虑各个测算对象在研究期内的权重，从而使测算结果更加科学合理^[

22,23]。在此基础上，运用泰尔指数进一步测度乡村振兴区域差异及主要来源，分析我国各地乡村振兴发展的优势和短板，有针对性的总结结论并得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2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体系

2.1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该文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中指标体系和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指导思想，将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主题涵盖到各个维度的具体指标中。考虑到指标的可比性，全部采用平均、比例和比值数据，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等5个维度选取36个具体指标（表1）。

表1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层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释义	属性
产业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粮食单位面积产量（t/hm²）	土地生产能力	+
兴旺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比重（%）	粮食安全	+
	农业产出效率	土地生产率（万元/hm²）	土地产出效率	+
	农业产出效率	劳动生产率（万元/人）	劳动力产出效率	+
	农业生产现代化	单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kW/hm²)	农业机械化化水平	+
	农业生产现代化	有效灌溉面积占比（%）	农业水利化水平	+
	产业体系建设	养殖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	养殖业发展水平	+
	产业体系建设	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农业总产值为1）	农产品加工业水平	+
	农业支持力度	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农业增加值比重（%）	农业投资力度	+
	农业支持力度	农业保险深度（%）	农业抗风险能力	+
生态	自然环境宜居	化肥施用强度（kg/hm²）	农业污染状况	-
宜居		农药施用强度（kg/hm²）	同上	-
		森林覆盖率（%）	绿化状况	+
	人居环境宜居	村庄道路硬化率（%）	农村道路状况	+
		卫生厕所普及率（%）	厕所革命	+
		自来水普及率（%）	安全饮水	+
		燃气普及率（%）	清洁能源使用情况	+
	社会环境宜居	农村每万人拥有养老机构数量（所）	农村养老设施状况	+
	社会环境宜居	平均每千农村人口卫生技术人员（人）	农村医疗水平	+
乡风	公共文化水平	农村每万人口乡镇综合文化站数量（个）	公共文化发展水平	+
文明	公共教育水平	农村初中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	农村教育质量	+
	公共教育水平	农村小学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	同上	+
	农村居民文化素养	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总支出比重（%）	农民文娱生活状况	+
	农村居民文化素养	农村居民高中及以上学历占比（%）	农民整体文化素养	+
治理	基层治理水平	村委会成员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占比（%）	村干部文化水平	+
有效	基层治理水平	主任、书记“一肩挑”占比（%）	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	+
	基层治理效果	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	农村服务设施状况	+
	基层治理效果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占比（%）	表征农村基层治理能力	-
生活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农民收入水平	+
富裕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	农民消费水平	+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食品烟酒支出占比（%）	农村恩格尔系数	-
	农村居民生活质量	人均住宅面积（m²/人）	农民住房水平	+
		每百户拥有汽车数量（辆）	农民生活质量	+
		每百户拥有计算机数量（台）	同上	+
	城乡协调发展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对比(农村居民=1)	城乡居民生活差距	-
	城乡协调发展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对比(农村居民=1)	同上	-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也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支撑。粮食安全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也是产业兴旺的先决条件，考虑到我国各地农业主体功能各不相同，选择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比重代表各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从投入产出角度来讲，产业兴旺的主要标志就是通过不断提升农业技术促进农业生产效率，选择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代表农业产出效率，其中，土地生产率=农业增加值/农业用地面积、劳动生产率=农业增加值/农业从业人员数量。农业现代化体现了农业技术的革新，现代化的农业一定是高效、高质量和高回报的，因此，选择单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占比分别代表农业机械化、水利化水平。农村产业体系是未来产业兴旺的重点任务，选择养殖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之比代表农村产业体系建设^[

24]。农业支持力度是产业振兴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选择农林牧渔固定资产投资占农业增加值比重和农业保险深度分别代表对农村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和农业抗风险能力，其中，农业保险深度=农业保费收入/农业增加值。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硬环境，要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建设美丽宜居的乡村，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求自然环境宜居、人居环境宜居、社会环境宜居。因此，选择化肥使用强度、农药使用强度、森林覆盖率代表农村自然环境宜居；选择村庄硬化道路长度占比、卫生厕所普及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燃气普及率代表农村人居环境宜居，主要体现在农村道路、厕所革命、供水、燃气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选择每万农村人口拥有养老机构数量、农村每千人中卫生技术人员数代表农村社会环境宜居。

乡风文明体现了乡村振兴的软实力，要以传承传统文化、提高农村居民文化素养为基础，因此，从公共文化、公共教育和农村居民文化素养三方面衡量。用农村每万人口乡镇综合文化站数量代表农村公共文化发展水平；农村初中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农村小学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表征农村公共教育水平；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支出比重、农村居民高中以上学历占比代表农民文化素养。

治理有效为乡村振兴发展的提供制度保障，农村基层组织处在乡村建设的第一线，其治理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效果，因此，从基层治理水平和治理效果两方面选择具体指标。用村委会成员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占比、村委会主任和书记“一肩挑”占比代表农村基层治理水平；用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占比代表治理效果。

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目标，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脱贫，解决了困扰我国千百年以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当前，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现阶段及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生活富裕的目标不仅要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更要在兼顾公平的原则下不断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的生活品质，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该文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生活质量、城乡协调四方面选取具体指标，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代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食品烟酒支出占比代表消费水平；用人均住宅面积、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每百户拥有计算机数量、代表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城乡居民消费之比代表城乡协调发展程度。

2.2　数据来源及处理

研究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保险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及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西藏）的地方统计年鉴，其中，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另外限于数据的可得性，选取2014—2019年我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西藏）的数据进行研究。

另外，按照以下公式对数据进行标准化：

x_{i j} = \{\begin{array}{l} \frac{X_{i j} - m i n (X_{i j})}{m a x (X_{i j}) - m i n (X_{i j})} ， 当 X_{j} 为正 向指 标时 \\ \frac{m a x (X_{i j}) - X_{i j}}{m a x (X_{i j}) - m i n (X_{i j})} ， 当 X_{j} 为负 向指 标时 \end{array}

（1）

式（1）中， $x_{i j}$ 为第 $i$ 项省份第 $j$ 个指标的值， $m a x (x_{i j})$ 、 $m i n (x_{i j})$ 分别表示指标 $X_{j}$ 在研究期限内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3　乡村振兴评价的方法体系

2.3.1　纵横向拉开档次法

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度我国各地乡村振兴动态发展水平，利用泰尔指数分析各地乡村振兴发展的区域差异。

纵横向拉开档次法。由于层次分析法、熵值法等传统的多目标评价方法多适用于截面数据的静态测算，在评价面板数据时会出现不同年份权重不一致的问题，而利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我国各地不同年度乡村振兴水平进行动态测算可解决不同年份权重不一致的问题。假定有n个地区，每个地区均有m个用于测算乡村振兴水平的指标 $x_{1} ， x_{2} ， \dots ， x_{m}$ ，k个测算年度 $t_{1} ， t_{2} ， \dots ， t_{k}$ 。先对各地m个指标在不同年度的面板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处理方法参见式（1）），记标准化处理之后的数据为 $x_{i j} (t_{s})$ 。为了测算 $t_{s}$ 年度各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设定综合评价函数为：

y_{i} (t_{s}) = \sum_{j = 1}^{m} w_{j} x_{i j} (t_{s})

（2）

式（2）中， $i = 1 ， 2 ， \dots ， n$ ， $j = 1 ， 2 ， \dots ， m$ ， $s = 1 ， 2 ， \dots ， k$ 。按最大可能地体现出各评价对象之间的差异来确定权重 $w_{j}$ ，也即对 $y_{i} (t_{s})$ 的总离差平方和取最大值为：

e^{2} = \sum_{s = 1}^{k} \sum_{i = 1}^{n} (y_{i} (t_{s} {) - \bar{y})}^{2}

（3）

式（3）中， $\bar{y} = \frac{\sum y_{i} (t_{s})}{n k}$ 。由于对各地m个指标在不同年度的面板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因此 $\bar{y} = 0$ 。从而式（3）可化简为：

e^{2} = w^{T} \sum H_{s} w = w^{T} H w

（4）

式（4）中， $w$ 和 $w^{T}$ 分别为权重向量本身及其转置， $H_{s} = (x_{i j} (t_{s} {))}^{T} (x_{i j} (t_{s}))$ ， $H = \sum H_{s}$ 。郭亚军指出 $w$ 取矩阵 $H$ 最大特征值所对应的特征向量时， $y_{i} (t_{s})$ 的总离差平方和 $e^{2}$ 取到最大值^[

24]。另外，利用公式（4）求得的权重还需要进行标准化处理，也即令权重之和等于1。

由于特征向量有可能出现负值，而权重向量不为负，此时 $w$ 可由以下规划问题确定为：

m a x w^{T} H w

s . t | | w | | = 1 ， w > 0

（5）

2.3.2　泰尔指数法

采用泰尔指数测度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将我国各地区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

，测度我国总体、区域间、区域内的乡村振兴发展差异及贡献率。参考胡庆龙等^{[参考文献 25

百度学术}25]的做法，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T = \frac{1}{n} \sum_{i} \frac{y_{i}}{\bar{y}} l n \frac{y_{i}}{\bar{y}}

（6）

式（6）中， $y_{i}$ 是第 $i$ 个地区的乡村振兴水平， $\bar{y}$ 是所有地区乡村振兴水平的平均值。泰尔指数值越小，表明各地区间乡村振兴水平的差异越小，反之越大。

将各地划为东中西三大区域，可得分组数据的泰尔指数，并且可以进一步用于测量区域间和区域内乡村振兴水平差异。

T = T_{b} + T_{w}

（7）

T_{b} = \sum_{l}^{3} V_{l} l n (\frac{V_{l}}{P_{l}})

（8）

T_{w} = \sum_{l}^{3} V_{l} T_{l}

（9）

式（9）中， $V_{l}$ 为区域 $l$ 各地乡村振兴水平之和与全国各地乡村振兴水平之和的比值， $P_{l}$ 为区域 $l$ 样本个数与全国样本个数之比， $T_{l}$ 为区域 $l$ 的泰尔指数。式（8）中第一项 $T_{b}$ 用于反映区域间各地乡村振兴水平的差异，第二项 $T_{w}$ 用于反映区域内各地乡村振兴水平的差异。

进一步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区域内和区域间泰尔指数的贡献率：

D_{b} = \frac{T_{b}}{T} \times 100 %

（10）

D_{w} = \frac{T_{w}}{T} \times 100 %

（11）

D_{l} = \frac{V_{l} T_{l}}{T} \times 100 %

，

l = 1 ， 2 ， 3

（12）

3 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动态比较及区域差异

3.1　我国省域乡村振兴水平趋势分析

图1显示了2014年和2019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西藏）的乡村振兴水平及2014—2019年各地的乡村振兴发展平均增速（按2019年东中西部各省乡村振兴水平高低排序），结果显示：（1）2014—2019年我国各地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有明显的提高，呈现“东部较高、中部居中、西部较低”的阶梯式分布态势。具体来看，2019年全国总体层面乡村振兴平均水平为0.515 4，其中，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乡村振兴平均水平分别为0.581 7、0.506 0和0.455 9，东部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区较全国平均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这与现有文献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2）我国大部分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高低与其增速呈反比，乡村振兴水平越高的省份其增速越低，反之则越高。具体来看，2014—2019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平均增速分别为3.58%、4.79%和6.35%，西部地区平均增速最高，其次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最低，这与东中西部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恰好相反。尤其是北京、江苏、上海、浙江、天津等乡村振兴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其平均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约在1%~3%；而贵州、甘肃、云南、广西、四川等乡村振兴平均增速靠前的地区均位于西部地区，其平均增速在7%~10%，这意味着我国乡村振兴发展区域差异正逐渐缩小，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潜力较大。

图1 2014年和2019年我国各地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及平均增速变化趋势

3.2　子系统变化趋势分析

图2显示了我国东中西部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子系统发展中存在的差异，有利于发现乡村振兴区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短板。

图2 2014—2019年东、中、西部乡村振兴子系统演变趋势

从图2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5个子系统发展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三大区域子系统发展趋势基本一致，各子系统大小排序依次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具体来看，东、中、西部生态宜居发展指数均值依次为0.172 5、0.136 3、0.148 0，这说明我国近年来实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对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作用较为显著。生活富裕子系统排序第二，说明近年来农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特别是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改善。产业兴旺子系统位列第三，2019年东、中、西部地区产业兴旺子系统发展指数分别为0.107 5、0.095 8、0.064 1，可以看出西部地区产业兴旺发展指数相比东、中部地区有较大的差距，尽管从增长幅度来看，2014—2019年西部地区产业兴旺发展指数提升了13.7%，而东部和中部地区分别仅提升了0.47%、8.17%，但由于西部地区产业基础、自然环境、经济基础等多方面的因素作用，农村产业发展仍然是西部乡村振兴发展的薄弱环节。乡风文明子系统位列第四，三大区域乡风文明发展指数在近年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2014—2019年东、中、西部分别提升了29.6%、47.16%和49.89%，这说明乡风文明发展指数虽然位于较低水平，但却实现了全面和可持续性发展。治理有效是5个子系统中发展最为薄弱的环节，各区域不仅面临发展基础薄弱，同时也表现出增幅缓慢，可持续性不足的现象，2019年东、中、西部治理有效发展指数分别为0.064 5、0.053 7和0.038，这说明西部地区农村治理有效仍是一大短板。从各指标发展来看，西部地区农村普遍面临人口文化程度偏低、老龄化、青壮年人口外流等问题，人口素质偏低成为制约西部地区农村基层治理的最大难题。

3.3　乡村振兴综合水平的区域差异比较

为了进一步测度我国乡村振兴综合水平的区域差异大小和来源，表3显示了2014—2019年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在不同区域的泰尔指数和贡献率，从泰尔指数的总体变化趋势来看，我国乡村振兴发展存在区域差异，但这种差异呈逐年缩小态势。区域间和区域内的泰尔指数也在不断缩小，其中，区域间的泰尔指数从2014年的0.013 0下降到2019年的0.005 5，年均下降15.26%，区域内的泰尔指数从2014年的0.011 0下降到2019年的0.004 1，年均下降17.06%，区域间泰尔指数始终大于区域内泰尔指数，其贡献率也大于后者，说明我国乡村振兴发展的区域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

表2 2014—2019年不同区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泰尔指数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总体	0.024 0	0.020 0	0.020 1	0.016 0	0.011 3	0.009 6
区域间	0.013 0	0.011 3	0.011 6	0.009 3	0.006 9	0.005 5
区域间	（54.04）	（56.48）	（57.89）	（57.83）	（61.29）	（57.09）
区域内	0.011 0	0.008 7	0.008 5	0.006 8	0.004 4	0.004 1
区域内	（45.96）	（43.52）	（42.11）	（42.17）	（38.71）	（42.91）
东部	0.017 0	0.015 0	0.013 6	0.010 9	0.007 2	0.007 1
东部	（31.12）	（32.64）	（29.55）	（32.09）	（26.79）	（30.71）
中部	0.003 0	0.002 0	0.002 2	0.001 7	0.001 0	0.001 5
中部	（3.20）	（2.57）	（2.79）	（1.45）	（2.32）	（3.96）
西部	0.009 3	0.005 4	0.006 4	0.005 2	0.003 4	0.002 4
西部	（11.63）	（8.30）	（9.77）	（8.37）	（9.60）	（8.24）

注：括号内为贡献率

从三大区域的发展差异来看，东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大，其泰尔指数由2014年的0.0170下降到2019年的0.007 1，年均下降约15.25%，其贡献率也大于中西部地区；其次为西部地区，2014—2019年泰尔指数呈逐年下降趋势，年均下降约21.23%，其贡献率大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小，2014—2019年波动较小，年均下降约7.45%，其贡献率也较小；这说明东部地区乡村振兴发展差异是区域内发展差异的主要来源，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小。综合来看，区域间发展差异是我国乡村振兴发展差异的主要来源，其次为区域内差异，东部地区内部发展差异是区域内发展差异的主要来源。因此，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时，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区域协同发展策略非常必要，不仅要从区域层面补短板，同时也要兼顾区域内部的协调发展。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该文利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2014—2019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西藏）的乡村振兴水平进行了动态测算，并利用泰尔指数测度了我国乡村振兴发展的区域差异大小及来源，研究发现如下。

（1）我国各地乡村振兴发展差异明显，但总体发展趋势向好。三大区域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发展较好，中部地区一般，西部地区较差。

（2）三大区域子系统发展仍呈现东部较高、中部居中、西部较低的发展态势，生态宜居、生活富裕子系统发展有较大的提升，产业兴旺子系统发展缓慢，乡风文明子系统发展全面且可持续性较好，治理有效子系统发展最差，反映出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体系是乡村振兴的薄弱的环节。

（3）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其次为区域内差异，其中，东部地区发展差异是区域内差异的主要来源，其次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乡村振兴发展差异对区域内差异的贡献最小。

4.2　启示

（1）完善乡村振兴顶层制度设计，因地制宜地制定与地区发展相适应的发展规划。鉴于我国各地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且各地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方面表现各异，不同地区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和发展差异较大，因此，在制定乡村振兴规划策略时要防止“一刀切”。对于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展较好，农村与城市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类农村地区适宜发展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而中西部地区农村由于劳动力整体文化程度偏低，且农村人口占比大这一现实因素，这类农村地区要充分挖掘当地资源禀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能带动农民增收，同时也能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

（2）制定区域协同发展策略，不断缩小乡村振兴发展的区域差异。由于各地区乡村振兴发展的区域差异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无论从经济、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都具有先发优势，制定东中西部协同发展策略不仅能够缩小区域乡村振兴发展差距，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手段。因此，要继续对接 “点对点”帮扶机制，东部地区要从人才、技术、资金等多方面给予中西部落后地区一定的支持，从“授人以鱼”转变为“授人以渔”，真正激活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内生动力。

（3）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使现代产业成为产业兴旺的重要支撑。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但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发展滞后，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已成为制约乡村振兴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要积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首先，要着力推进农业产业链建设，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提高农业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其次，要从需求端出发，着力围绕人民的不同需求供给产品，不仅要从数量，更要从质量上提供多种类、高品质农产品；最后，要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适度经营模式，国家要从财税、信贷等方面全力支持和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和经营组织、家庭农场等发展壮大，使其成为现代农业产业的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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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域乡村振兴水平的动态比较和区域差异研究

摘要

目的

方法

结果

结论

关键词

0 引言

1 文献述评

2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体系

2.1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2.2 数据来源及处理

2.3 乡村振兴评价的方法体系

3 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动态比较及区域差异

3.1 我国省域乡村振兴水平趋势分析

3.2 子系统变化趋势分析

3.3 乡村振兴综合水平的区域差异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