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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肉牛养殖生产布局的阶段特征、变迁路径和影响机制

——基于2008—2019年省域统计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 ORCID：
吴曰程 ¹
- ORCID：
谢汉友 ²
- ORCID：
王玉斌 ¹
✉

1.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北京 100081

中图分类号： F326.3

最近更新：2023-06-29

DOI：10.7621/cjarrp.1005-9121.20230502

摘要

目的

为充分了解“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期间中国肉牛养殖及育肥养殖生产布局的阶段特征、变迁路径和影响机制。

方法

文章运用2008—2019年中国各地肉牛年末存栏量和牛肉产量数据，利用生产集中度、生产重心迁移轨迹阐述生产布局的阶段特征和变迁路径，利用莫兰指数、吉尔里指数和G指数分析空间相关性，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分析影响因素及效应。

结果

肉牛养殖生产重心向西北方迁移了154.6km，自2017年空间正相关逐渐显著，粗饲料资源禀赋、劳动力质量、技术进步和非农就业机会是布局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肉牛育肥养殖生产重心向西迁移了119.15km，三大指数均具有显著性，饲料资源禀赋、劳动力质量、技术进步、市场价格、交通通达度、畜牧产业比较优势和非农就业机会是布局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

结论

肉牛养殖和育肥养殖均呈现出由农区向牧区迁移趋势，且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但具体变迁路径和影响机制有所差异，就此提出“合理编制肉牛生产规划、系统加强流通环节建设、强化科学技术支撑、保障饲料稳定供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肉牛养殖; 育肥养殖; 生产布局; 重心轨迹; 空间计量

0 引言

人民收入水平提高推动食品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牛肉需求逐渐增加。然而，国内牛肉供应量连续多年维持在600万~700万t

，导致市场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贸易逆差逐步加大，危及产业安全。肉牛养殖可以划分为繁育养殖和育肥养殖^脚注，前者是影响牛肉供应的基础环节，后者是影响牛肉供应的直接环节。近年来，肉牛产业作为助力脱贫攻坚的中兴产业，获得了十足发展，但养殖比较优势下降、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力度加强等因素导致部分主体退出养殖序列^{[参考文献 1

百度学术}1]，生产布局发生明显变化，而肉牛养殖特别是育肥养殖的生产布局直接影响国内牛肉稳定供应。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0〕31号）指出要“科学布局畜禽养殖，促进养殖规模与资源环境相匹配”；2021年《推进肉牛肉羊生产发展五年行动方案》（农牧发〔2021〕10号）中更是明确提出要“在巩固提升传统主产区的基础上，挖掘潜力发展区，拓展增产空间，多渠道增加牛羊肉供给”“坚持稳定牧区、发展农区、开发南方草山草坡的发展思路，推进农牧结合、草畜配套”。基于此，近年来中国肉牛养殖特别是育肥养殖的生产布局具有怎样的特点？呈现何种变迁路径？影响因素有哪些？值得深入思考与研究。

生产集中度和生产重心轨迹是反映肉牛生产布局和刻画布局变迁路径的重要指标。前人对玉米、小麦和水稻等粮食作物^[

2-6]，花生、苹果和蔬菜等经济作物^{[参考文献 7-9}7-9]，以及生猪、肉羊和绒羊等畜牧产业^{[参考文献 10-12}10-12]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分析了各产业生产布局的阶段特征、变迁路径和影响因素。多数报道指出：产业生产布局存在空间相关性，即相邻地区可能存在同向或者负向的变化特征，资源禀赋、市场条件、比较优势等因素不仅对本单位内产业变迁存在促进或抑制效应，同时也可能对邻近单位产生影响^{[参考文献 13-15}13-15]。在肉牛产业领域，学者也展开了较为丰富的研究，分析了肉牛生产布局的阶段特征、变迁路径和影响因素^{[参考文献 16-18}16-18]。受限于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多数研究直接将牛肉产量作为各单位肉牛养殖量的替代变量，这种做法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未考虑肉牛跨省育肥的现实因素，导致结果更多反映肉牛育肥养殖的生产布局，而不能准确描述肉牛养殖的整体生产布局；部分学者采用肉牛年末存栏数据进行分析，但因果分析中未充分考虑空间相关性，分析结果可能存在偏误。基于此，文章利用2008—2019年肉牛年末存栏量和牛肉出栏量数据，分别探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期间中国肉牛养殖和育肥养殖生产布局的阶段特征、变迁路径，并利用空间计量分析影响机制，为国内肉牛产业良性发展、牛肉稳定供应提供一定理论支撑。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肉牛生产集中度测算与生产区域划分

生产集中度指“产出指标占全国产出的比重”，能够反映生产布局的阶段特征。该文利用2008—2019年全国各地肉牛年末存栏量占比和牛肉产量占比分别测算肉牛养殖集中度和育肥养殖集中度，并适当结合省级行政区划将全国划分为7个肉牛生产区，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2008年、2013年和2019年各肉牛生产区区划及养殖集中度

肉牛生产区	地区（不含港澳台）	肉牛养殖集中度（%）			育肥养殖集中度（%）
肉牛生产区	地区（不含港澳台）	2008	2013	2019	2008	2013	2019
华北生产区	内蒙古、河北、山西、北京、天津	8.44	8.43	11.08	17.92	17.04	19.61
东北生产区	辽宁、吉林、黑龙江	15.23	15.12	13.04	17.98	19.00	17.52
东南生产区	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上海、江西	3.83	6.19	4.77	5.51	5.60	4.36
中原生产区	山东、河南	18.55	13.73	7.28	25.24	22.06	16.42
中南生产区	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海南	12.44	11.82	10.04	8.35	9.26	8.05
西南生产区	西藏、四川、云南、贵州、重庆	28.66	28.69	33.11	13.76	14.93	18.78
西北生产区	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	12.86	16.03	20.67	11.23	12.11	15.26

注：数据来源：《中国畜牧兽医年鉴》

1.2　肉牛生产重心测算

该文利用几何中心描述各地空间分布中心，利用加权平均重心迁移轨迹能够更直观刻画肉牛生产布局的变迁路径，具体测算方法如式（1）所示。其中X_i、Y_i分别表示省份 $i$ 几何中心的经度和维度，Z_it表示省份 $i$ 在t年份的肉牛年末存栏量（或牛肉产量），N表示样当地份数量， $(\bar{X_{t}}, \bar{Y_{t}})$ 可以表示t年份肉牛养殖（或育肥养殖）的生产重心。

\bar{X_{t}} = \sum_{i = 1}^{N} \frac{Z_{i t} X_{i}}{\sum_{i}^{N} Z_{i t}}

\bar{Y_{t}} = \sum_{i = 1}^{N} \frac{Z_{i t} Y_{i}}{\sum_{i}^{N} Z_{i t}}

（1）

1.3　肉牛生产布局变迁机制分析：模型、变量与数据

1.3.1　模型设定

该文采用莫兰指数I^[

19]对各地肉牛生产数据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假设某地的肉牛生产集中度为x_i（或者x_j），则莫兰指数计算如式（2）所示。其中，S²为样本方差，W_ij为空间权重矩阵（i, j）元素。利用空间权重矩阵W标准化后的莫兰指数计算如式（3）所示。莫兰指数I地取值范围为（-1, 1），大于0表示肉牛生产存在空间正相关，即集聚效应；小于0表示存在空间负相关，即排斥效应；接近于0表示空间分布是随机的。该文同时采用吉尔里指数C^{[参考文献 20

百度学术}20]和Getis-Ord指数G^{[参考文献 21

百度学术}21]进行辅助检验。C取值范围一般为（0, 2），大于1表示肉牛生产存在空间正相关，小于1表示存在负相关，接近于1表示不相关；G指数进行标准化后大于1.96，可以在5%的水平上认为存在空间正相关（反之，则认为存在负相关）。

I = \frac{\sum_{i = 1}^{n} \sum_{j = 1}^{n} W_{i j} (x_{i} - \bar{x}) (x_{j} - \bar{x})}{S^{2} \sum_{i = 1}^{n} \sum_{j = 1}^{n} w_{i j}}

（2）

I = \frac{\sum_{i = 1}^{n} \sum_{j = 1}^{n} W_{i j} (x_{i} - \bar{x}) (x_{j} - \bar{x})}{\sum_{i = 1}^{n} {(x_{i} - \bar{x})}^{2}}

（3）

该文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肉牛生产布局的影响机制，依据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与Stata应用》设定空间面板基准模型如式（4）至（6）所示^[

22]。式（4）中，y_it为被解释变量，W_i为空间权重矩阵的第i行；X_it表示解释变量矩阵，d_i为相应的解释变量的空间权重矩阵D的第i行；ρ、β、δ为待估参数或参数矩阵；μ_i代表个体效应，γ_i代表时间效应，ε_i为扰动项。式（5）中，m_i为扰动项空间权重矩阵M的第i行，λ为估计系数，如果λ显著则认为不可观测的随机冲击存在空间相关性，v_it为误差项。进一步看，当μ_i与解释变量相关时，则采用固定效用模型，反之则采用随机效用模型；当λ=0时，基准模型转化为空间杜宾模型（SDM）；当ρ=0、δ=0时，基准模型转化为空间误差模型（SEM）；当λ=0、δ=0时，基准模型转化为空间自回归模型（SAR）。通过LR、LM、Hausman等确定模型，测算总效应、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可分析肉牛养殖（或育肥养殖）布局变迁的影响因素及效应。

y_{i t} = ρ W_{i}^{'} y_{t} + X_{i t}^{'} β + d_{i}^{'} X_{i} δ + μ_{i} + γ_{i} + ε_{i t}

（4）

ε_{i t} = λ m_{i}^{'} ε_{t} + υ_{i t}

（5）

W_{i}^{'} y_{t} = \sum_{j = 1}^{n} W_{i t} y_{i t}

（6）

1.3.2　变量选择

该文选择肉牛年末存栏量、牛肉产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表征肉牛养殖及育肥养殖基本情况，解释变量可以概括为4部分，如表2。

表2 解释变量指标选取与具体计算方法

类别	变量选择	具体计算方法
饲草料资源禀赋	玉米占有量	各地玉米产量占本年度全国总产量的比重
饲草料资源禀赋	青饲料占有量	各地青饲料播种面积占本年度全国播种面积的比重
劳动力资源禀赋	劳动力数量	各地农村户均人口规模与16~64岁人口比例乘积
劳动力资源禀赋	劳动力质量	各地劳动力加权平均受教育年限教育年限确定方法：小学按照6年计算，初中按照9年计算，高中（含中等职业教育）按12年算，大专（含高等职业教育）按15年计算，大学本科按照16年计算，研究生按照20年计算
技术水平	畜牧机械占有量	各地畜牧业机械拥有量与本年度全国畜牧业机械总量的比重
技术水平	规模养殖户比重	各地规模化养殖户（50头以上）占本年度该省总养殖户数的比重
市场条件	交通通达度	各地公路里程、铁路运营里程占各省国土面积比重
市场条件	牛肉价格	各地牛肉年度平均价格
比较优势	畜牧业产值比重	各地畜牧业产值与本年度该地农业产值的比重
比较优势	农业非农就业比例	各地乡村私营企业、个体经营人数占乡村劳动力比重

（1）资源禀赋。肉牛养殖作为生产活动需要投入资源要素，按照生产理论，要素投入与产量存在正向关系，其中以饲草料和劳动力最为重要。饲草料方面着重关注饲粮资源和饲草资源，分别利用各地“玉米占有量”和“青饲料占有量”表征饲粮和饲草的资源禀赋；劳动力方面主要考虑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分别利用“农村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描述。一般而言，粮食占有量、青饲料占有量和农村户均劳动力对肉牛生产具有促进作用，而农村劳动力质量提升既能改善要素资源的利用和配置效率，又会引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对肉牛生产影响方向待定。

（2）技术水平。既定生产要素条件下提高技术水平能够增加产量，这种效应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采纳先进技术引致的技术进步，二是提高应用能力带来的效率增加。该文选择“畜牧业机械占有量”和“规模养殖户比重”反映两种效应，一般认为，畜牧养殖机械化程度、养殖规模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肉牛养殖。

（3）市场条件。市场对生产具有调节作用，且与市场有效性相关。该文利用各地“牛肉价格”反映市场波动情况，牛肉作为肉牛生产的终端产品（不考虑精深加工及以后环节），其价格波动通过产业链传递到活牛市场，进而促进肉牛养殖；利用各地“交通通达度”反映市场有效性，交通便利使得生产者能以较低成本对接市场，对肉牛生产具有促进效用，但交通便利化同时加速了劳动力外移，对肉牛生产也存在抑制效应，因此方向待定。

（4）畜牧产业比较优势。理性农户会依据产业比较优势分配家庭劳动资源。该文采用“农村非农就业比例”和“畜牧业产值比重”表征“农业产业与非农产业”以及“畜牧产业与其他农业产业”的比较优势。一般而言，非农就业机会与非农就业比例正相关，会引发更多农村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不利于开展肉牛养殖；畜牧产业产值占比越大表示畜牧产业在农业产业中比较优势越强，利于开展肉牛养殖。

1.3.3　数据来源与处理

该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肉牛生产布局变迁影响机制，数据均来源于公开统计年鉴、网站及数据库。鉴于港澳台地区数据的整体缺失以及西藏、北京、天津和上海的部分缺失，研究对象为排除上述地区的27省（市、区）。具体到各涉及指标：肉牛年末存栏量、牛肉产量、肉牛价格和肉牛养殖户规模结构来源于《中国畜牧兽医年鉴》，玉米产量、乡村就业人员、乡村私营企业就业人员、乡村个体就业人员、铁路营业里程和公路里程源于《中国统计年鉴》，青饲料种植面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畜牧业产值、农业总产值和畜牧业机械数量来源于《中国农业年鉴》（其中2018年畜牧业机械数量来源于《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2019》），农村户均规模、年龄构成比例和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构成来自《中国人口就业统计年鉴》，国土面积来源于各省政府门户网站2021年度公开数值。

该文依据各地相邻关系构建空间相关矩阵W，并进行标准化处理；为消除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互为因果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将解释变量均进行滞后一年处理；为消除通货膨胀引致的价格增长，利用以2006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人均GDP、牛肉价格、畜牧业产值和农林牧副渔总产值等具有指数增长特性的变量进行平减处理；对被解释变量取对数

，以缩小绝对数值。该文利用Excel进行数据统计，利用ArcGIS软件进行地图绘制，利用Stata14进行模型估计。

2 结果与分析

2.1　肉牛生产布局及变迁

2.1.1　中国肉牛养殖生产布局及变迁

图1为2008年、2013年和2019年（分别代表“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期间）肉牛养殖生产集中度的可视化图层，用以反映肉牛养殖的生产布局和变迁情况。

图1 中国肉牛养殖生产布局可视化图层审图号：GS（2019）1822号

（1）从2008年各地肉牛养殖生产集中度数据看，排名前五的地区依次为河南、四川、西藏、广西和青海，前五、前十、前十五个地区累计占比为47.41%、76.16%和90.58%，牧区、半牧区地区

累计为61.68%。从分区数据看，排名前三的区域为西南、中原和东北生产区，三区肉牛年末存栏占比累计达到62.43%。以上表明：“十一五”期间，肉牛养殖存在集聚化特点，主要形成东北、中原、西北和西南四大优势主产区，牧区省份生产优势更明显。

（2）从2013年各地肉牛养殖生产集中度数据和变化程度看，排名前五地区依次为云南、河南、四川、西藏和青海；17个地区较2008年上升，以云南增加最多（上升了3.89%），13个地区下降，以广西降低最多（下降了6.04%）；前五、前十、前十五个地区累计占比为38.72%、65.57%和85.16%，较2008年分别下降8.69%、10.59%、5.42%；牧区、半牧区地区累计为61.51%，较2008年略有下降。从分区数据看，排名前三的区域为西南、西北和东北生产区，累计达到59.84%；从分区变化看，西北、东南和西南生产区较2008年上升，以西北增加最明显（上升了3.17%）；中原、中南、东北和华北生产区下降，以中原生产区下降最明显（下降了4.82%）。以上表明：“十一五”到“十二五”期间，肉牛养殖生产布局集聚化程度有所下降，呈现分散迁移特点，中原地区的生产优势明显削弱，以西北生产区为代表的牧区、半牧区生产优势有所增加。

（3）从2019年各地肉牛养殖生产集中度数据看，前五地区依次为云南、西藏、四川、内蒙古和青海，均位于牧区及半牧区带；17个地区较2013年上升，以新疆增加最明显（上升了2.99%），13个地区下降，以河南减少最明显（下降了5.24%）；前五、前十、前十五个地区肉牛累计生产集中度分别为39.73%、66.72%和85.12%，较2013年分别变化1.01%、1.15%、0.04%；牧区、半牧区省份累计达到68.46%，较2013年上升6.95%。从分区数据看，排名前三的区域依旧为西南、西北和东北生产区，3区占比累计达到66.79%。从分区变化看，西北、西南和华北生产区较2013年上升，以西南生产区增加最为明显（上升了4.64%）；中原、东北、中南、东南生产区下降，以中原生产区下降最为明显（下降了6.44%）。以上表明：“十二五”至“十三五”期间，肉牛养殖生产布局集聚化程度有所加强，呈现由东部、南部农区省份向西部、北部牧区、半牧区省份迁移的特点。

2.1.2　中国肉牛育肥养殖生产布局及变迁

图2为2008年、2013年和2019年（代表“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期间）肉牛育肥养殖生产集中度的可视化图层。

图2 中国肉牛育肥养殖生产布局可视化图层审图号：GS（2019）1822号

（1）从2008年肉牛育肥养殖生产集中度数据来看，排名前五的地区依次为河南、山东、河北、内蒙古和吉林，前五、前十、前十五个地区累计占比为48.05%、73.73%和86.25%，牧区、半牧区地区累计达到56.20%；从分区数据看，肉牛育肥养殖排名前三的区域为中原、东北和华北生产区，累计达到61.14%。以上表明：“十一五”期间，肉牛育肥养殖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农区的生产优势明显。

（2）从2013年各地肉牛育肥养殖生产集中度数据和变化程度看，牛肉产量排名前五地区未发生变化，20个地区较2008年上升，但变化均未超过1%，9个地区下降，以河南降低最明显（下降了1.74%）；前五、前十、前十五个地区累计占比为44.21%、71.49%和84.80%，较2008年分别下降3.84%、2.24%和1.45%；牧区、半牧区地区累计为57.94%，较2008年提升了1.74%。从分区数据看，排名前三的区域依旧为中原生产区、东北地区、和华北生产区，三区累计达到58.10%；从分区变化看，西南、东北、中南、西北和东南生产区较2008年上升，以西南增加最明显（上升了1.17%），中原和华北生产下降，以中原下降最明显（下降了3.18%）。以上表明：“十一五”至“十二五”期间，肉牛育肥养殖生产布局未发生较大变动，北方依旧是育肥养殖主要区域，存在向牧区、半牧区地区迁移的趋势。

（3）从2019年各地肉牛育肥养殖生产集中度数据和变化程度看，排名前五的地区依次为山东、内蒙古、河北、黑龙江和新疆，均位于北方地区；18个省份较2013年上升，以内蒙古增加最多（上升了1.86%），13个地区下降，以河南减少最甚（下降了6.55%）；前五、前十、前十五个地区的累计集中度为42.06%、70.04%、85.09%，较2013年变化不大；牧区、半牧区地区累计达到65.10%，较2013年上升7.16%。从分区数据上看，排名前三的区域为华北、西南和东北生产区，累计达到55.92%。从分区变化看，西南、西北和华北生产区较2013年上升，以西南生产区最为明显（上升了3.85%），中原、东北、中南和东南生产区下降，以中原生产区下降最明显，（下降了5.65%）。以上表明：“十二五”至“十三五”期间，肉牛育肥养殖呈现出由东部、中部农区向北部、西部牧区和半牧区迁移的特点，农区特别是中原生产区的肉牛育肥养殖优势进一步下降，西北、西南等牧区、半牧区的生产优势进一步巩固。

2.2　中国肉牛生产重心迁移轨迹

表3为2008—2019年中国肉牛养殖、育肥养殖的生产重心经纬度、迁移距离和迁移方向，图3为重心迁移轨迹的可视化图层，用以反映肉牛养殖、育肥养殖生产重心迁移情况。

表3 2008—2019年中国肉牛生产重心经纬度

年份	肉牛养殖（肉牛年末存栏量）				肉牛育肥养殖（牛肉产量）
年份	经度	维度	距离	方向	经度	维度	距离	方向
2008	109.92	33.72	—	—	112.64	36.14	—	—
2009	109.87	33.45	30.11	南偏西	112.67	36.18	4.56	北偏东
2010	110.20	33.82	50.88	北偏东	112.62	36.19	4.27	西偏北
2011	110.07	33.83	12.15	西偏北	112.67	36.13	7.77	南偏东
2012	110.10	33.82	3.58	东偏南	112.57	36.15	8.68	西偏北
2013	110.04	33.81	5.80	西偏南	112.43	36.08	15.49	西偏南
2014	109.94	33.72	14.21	南偏西	112.32	36.03	10.58	西偏南
2015	110.03	33.72	9.07	东偏南	112.18	35.96	15.09	西偏南
2016	109.90	33.72	12.06	西偏北	112.10	35.97	7.45	西偏北
2017	108.67	33.95	117.05	西偏北	111.26	36.18	79.03	西偏北
2018	108.52	33.86	16.71	西偏南	111.39	36.17	12.08	东偏南
2019	108.94	34.85	117.50	北偏东	111.32	36.15	7.39	西偏南

数据来源：由Excel计算得出

图3 2008—2019年中国肉牛养殖（左）及育肥养殖（右）生产重心迁移轨迹可视化图层

（1）从肉牛养殖的生产重心迁移轨迹看，2008—2019年整体向西北方迁移，迁移距离为154.60km，这与前文“西北、西南、华北生产区的肉牛养殖生产集中度上升”相契合，表明西北方向对肉牛养殖的拉动力较强。进一步看，肉牛养殖生产重心变迁轨迹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2008—2013年，整体向东北方迁移，该阶段移动方向较为混乱，轨迹呈迂回状态，这同前文“‘十一五’至‘十二五’肉牛养殖生产分散迁移”相呼应。第二阶段为2013—2018年，生产重心主要向西向迁移，南北略有波动但不明显，这表明东中部农区肉牛生产优势下降，与前文“肉牛生产向西北、西南牧区及半牧区集聚”相对应。第三阶段为2018年以后，生产重心向北偏东迁移明显，表明本年度北部地区的肉牛生产优势较为明显。

（2）从肉牛育肥养殖生产重心迁移轨迹看，2008—2019年整体向西迁移，迁移距离为119.15km，表明以西南、西北生产区为代表的牧区的养殖优势增长迅速。进一步看，肉牛育肥养殖生产重心变迁轨迹可以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8—2012年，该阶段肉牛育肥及牛肉生产重心迁移轨迹复杂多变，整体向西偏北迁移，主要是由于华北、西北、西南生产区集中度出现不同程度提升而形成的均衡结果；第二阶段为2012—2015年，该阶段重心轨迹呈现出明显向西南迁移的特点，表明西部、南部地区肉牛育肥养殖优势快速提升，同前文“西南、中南生产区的育肥养殖集中度上升、中原生产区下降”相呼应；第三阶段为2015—2017年，该阶段重心轨迹呈现出快速向西北迁移的特点，表明西部地区的生产优势进一步加强，特别是西北生产区生产优势逐步凸显；第四阶段为2017年以后，生产重心重新向东折回后继续向西迁移，这可能与禁牧政策收紧有一定关系，致使迁移速度有所放缓。

2.3　肉牛生产布局变迁影响机制分析

2.3.1　中国肉牛养殖生产布局变迁影响机制分析

该文在利用计量模型分析肉牛养殖生产布局变迁影响机制之前进行如下检验

。

（1）利用莫兰指数、吉尔里指数和Getis-Ord指数对2008—2019年中国肉牛养殖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莫兰指数、吉尔里指数和Getis-Ord指数均为正，这表明肉牛存栏量存在空间正相关，具有一定集聚效应；从显著性上看，2008—2016年之间各指数均不显著，但2017—2019年显著，这说明肉牛养殖的生产集聚效应自2017年后逐渐显现。

（2）利用混合回归LM检验是否需要使用空间计量模型，结果显示：空间误差的检验中有两个拒绝无空间自相关的原假设，空间滞后的检验中有一个拒绝了原假设，由此需要考虑肉牛养殖的空间相关性。

（3）利用Hausman检验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SDM、SAR、SEM的检验结果均在1%上拒绝“仅存在随机效应”的原假设。

（4）以SDM作为基准模型，利用LR检验SAR和SEM是否可以替代SDM，结果在10%水平上拒绝“SEM能够替代SDM”的原假设，但不能拒绝“SAR能够替代SDM”的原假设。

（5）利用LR检验个体效应、时间效应和双固定效应的选择，结果在1%水平上拒绝“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可以替代双固定效应模型”的原假设，但不能拒绝“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可以替代双固定效应模型”的原假设。基于上述，选择具有个体固定效应的空间自回归模型分析肉牛养殖生产布局变迁影响机制。

表4的第1列汇报了以肉牛年末存栏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第2~4列为效应分解。该模型的系数 $ρ$ 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各地肉牛养殖具有空间相关性。通过估计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分析。

表4 基于SAR模型肉牛年末存栏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解释变量	（1）	（2）
解释变量	主系数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玉米占有量	0.012 7	0.014 2	0.003 60	0.017 8
玉米占有量	(0.036 5)	(0.037 9)	(0.010 3)	(0.047 4)
青饲料占有量	0.042 6^***	0.042 4^***	0.010 3^*	0.052 7^***
青饲料占有量	(0.015 3)	(0.014 9)	(0.005 85)	(0.019 0)
劳动力数量	0.005 78	0.010 5	0.002 84	0.013 3
劳动力数量	(0.045 6)	(0.044 2)	(0.012 6)	(0.055 9)
劳动力质量	0.150^***	0.151^***	0.035 2^*	0.186^***
劳动力质量	(0.056 2)	(0.054 9)	(0.018 4)	(0.066 1)
畜牧机械占有量	0.162^***	0.164^***	0.039 9^**	0.204^***
畜牧机械占有量	(0.038 7)	(0.037 9)	(0.020 1)	(0.050 2)
规模养殖户比重	0.032 4	0.034 9	0.008 61	0.043 5
规模养殖户比重	(0.047 1)	(0.046 9)	(0.013 2)	(0.058 6)
肉牛价格	0.006 58^*	0.006 61	0.001 54	0.008 14
肉牛价格	(0.003 92)	(0.004 07)	(0.001 17)	(0.005 00)
交通通达度	-0.460	-0.471	-0.111	-0.582
交通通达度	(0.382)	(0.360)	(0.105)	(0.449)
畜牧业产值比重	-0.005 85	-0.005 50	-0.001 40	-0.006 90
畜牧业产值比重	(0.008 82)	(0.008 85)	(0.002 49)	(0.011 1)
农业非农就业比例	-0.012 4^***	-0.012 2^***	-0.002 91^*	-0.015 1^***
农业非农就业比例	(0.004 23)	(0.004 14)	(0.001 59)	(0.005 20)
$ρ$	0.199^***(0.074 3)
样本数量	324
R-squared	0.277
个体数量	27

注： ^*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数据由Stata计算得出

（1）饲草料资源禀赋。玉米占有量的估计系数和效应均不显著，即玉米占有量对肉牛年末存栏的影响不突出，可能原因是随着国家对粮食流通的支持，跨省长距离流通的效率提升，使得玉米占有量对于肉牛养殖的约束性下降。青饲料占有量估计系数、直接效应、总效应在1%水平显著，间接效应在10%水平上显著，表明粗饲料资源禀赋越强的地区越利于开展肉牛养殖，相邻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相对偏低，原因可能是粗饲料的运输成本较高，多为就近消化，因此省内直接效应更为明显。

（2）劳动力资源禀赋。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主系数、直接效应和总效应在1%水平上显著，间接效应在10%水平显著，这表明提升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能有效促进肉牛养殖，且地区内的直接效应较相邻地区的空间效应更强。农村家庭劳动力数量的估计系数不显著，可能原因在于家庭劳动力数量提升同时劳动力配置也发生变化，投入农业生产可能并未增加，对肉牛养殖影响效果甚微。

（3）技术水平。畜牧机械占有量的估计系数、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为正，前两者在1%水平上显著，后者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技术进步能够有效增加肉牛养殖量，促进肉牛生产布局变迁，其中，地区内技术进步对肉牛养殖的促进效应最为明显，而相近地区技术进步存在空间效应但相对偏低。规模户占比对肉牛年末存栏量影响不明显，可能原因是规模以下养殖户大量退出导致规模户占比增加，但肉牛年末存栏量并未明显增长。

（4）市场条件。牛肉价格估计系数为正且通过10%显著性检验，表明市场价格能影响肉牛养殖量，但从效应分解看，牛肉价格对肉牛养殖量的影响有限，可能是市场价格波动向养殖行业传导受政策、信息获取等因素干扰，导致影响效应下降。交通通达度系数和效应均不显著，可能原因是市场便捷化对肉牛养殖的促进作用与劳动力转移的抑制作用相互平衡。

（5）畜牧产业比较优势。非农就业比例的系数、总效应和直接效应通过1%显著性检验，间接效应在10%水平上显著，表明地区内非农产业比较优势增加能够显著降低肉牛养殖量，相邻地区非农就业机会增加也会产生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畜牧业产值占比的估计系数和效应均为负但均不显著，可能是受市场价格、养殖周期以及禁牧环保等因素影响，部分养殖户有意愿从肉牛产业转向其他收益好、见效快的畜种，进而导致畜牧产业优势增加背景下出现肉牛养殖下降趋势。

2.3.2　中国肉牛育肥养殖布局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该文在利用计量模型分析肉牛育肥养殖生产布局变迁影响机制之前进行如下检验

。

（1）利用莫兰指数、吉尔里指数和Getis-Ord指数对2008—2019年中国肉牛育肥养殖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莫兰指数、吉尔里指数、Getis-Ord指数显著，表明育肥养殖具有明显空间正相关性，存在集聚效应。

（2）利用混合回归LM检验是否需要使用空间计量模型：空间误差的检验结果均在1%水平上拒绝无空间自相关的原假设，空间滞后的LM检验在1%水平上拒绝原假设，需要考虑育肥养殖的空间相关性。

（3）利用Hausman检验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结果显示，3个模型均不能拒绝“仅存在随机效应”的原假设。

（4）利用LR检验SAR和SEM是否可以替代SDM，结果在1%水平上拒绝“SEM可替代SDM”的原假设。综合分析，选择具有随机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育肥养殖布局变迁的影响机制。

表5的第1列汇报了以牛肉产量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第2~4列为效应分解。该模型系数 $ρ$ 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肉牛育肥养殖具有空间相关性，与上述空间相关性检验相呼应。通过估计可得出以下分析。

表5 基于SDM模型肉牛出栏量的影响因素分析果

解释变量	（1）		（2）
解释变量	主系数	滞后系数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玉米占有量	0.026 5^*	0.053 6	0.033 2^**	0.093 6^*	0.127^**
玉米占有量	(0.015 5)	(0.032 7)	(0.015 8)	(0.049 2)	(0.052 3)
青饲料占有量	0.014 5^**	0.006 35	0.015 3^**	0.015 7	0.031 0
青饲料占有量	(0.006 05)	(0.011 6)	(0.006 23)	(0.017 3)	(0.020 8)
劳动力数量	0.009 00	0.000 372	0.011 3	0.006 94	0.018 2
劳动力数量	(0.017 7)	(0.025 2)	(0.017 5)	(0.038 0)	(0.046 4)
劳动力质量	0.062 0^*	0.008 15	0.063 9^**	0.041 7	0.106^**
劳动力质量	(0.034 8)	(0.039 7)	(0.032 2)	(0.044 5)	(0.042 2)
畜牧机械占有量	0.020 7	0.053 9^*	0.026 9*	0.091 0^**	0.118^**
畜牧机械占有量	(0.014 6)	(0.028 5)	(0.015 0)	(0.046 3)	(0.053 8)
规模养殖户比重	0.015 3	-0.049 3	0.012 3	-0.059 6	-0.047 3
规模养殖户比重	(0.018 1)	(0.033 1)	(0.018 4)	(0.050 2)	(0.058 5)
肉牛价格	0.006 48^*	-0.001 77	0.006 47^*	0.000 546	0.007 02^**
肉牛价格	(0.003 92)	(0.004 43)	(0.003 78)	(0.004 91)	(0.003 11)
交通通达度	-0.463^***	0.188	-0.464^***	0.076 3	-0.387
交通通达度	(0.157)	(0.334)	(0.151)	(0.481)	(0.511)
畜牧业产值比重	-0.005 01	-0.007 64	-0.005 64	-0.013 7^*	-0.019 3^**
畜牧业产值比重	(0.003 64)	(0.005 66)	(0.003 62)	(0.008 18)	(0.009 46)
农业非农就业比例	0.004 56^***	-0.018 6^***	0.003 03^*	-0.024 8^***	-0.021 8^***
农业非农就业比例	(0.001 74)	(0.003 25)	(0.001 75)	(0.004 89)	(0.005 67)
$ρ$	0.349^***(0.065 4)
样本数量	324
R-squared	0.325
个体数量	27

注： ^*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数据由Stata计算得出

（1）饲草料资源禀赋。玉米占有量的总效应显著为正，印证了精饲料资源禀赋对肉牛育肥养殖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主系数、直接效应显著为正，表明地区内玉米占有量增加能够显著促进肉牛育肥养殖；间接效应显著为正，表明相邻地区玉米占有量对该地育肥养殖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青饲料的主系数、直接效应为正值，通过5%显著性检验，表明省域范围内的粗饲料产量正向影响该地肉牛育肥养殖，空间滞后系数和间接效应为正值，表明相邻地区的粗饲料存在正向溢出效应，但运输成本高等现实因素导致并不显著。

（2）劳动力资源禀赋。劳动力质量能够显著影响肉牛育肥养殖，其中，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主系数和直接效应显著为正，空间滞后系数和间接效应均不显著，这表明该地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变动能显著增加肉牛育肥养殖，而邻近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但并不明显。农村家庭劳动力数量的系数和效应均不显著，可能原因是劳动力数量提升伴随着劳动力外移，导致其对肉牛育肥养殖影响甚微。

（3）技术水平。畜牧机械占有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总效应显著为正，这表明技术进步能够显著促进育肥养殖的发展，且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规模养殖户占比的系数和效应不显著，这表明技术效率能够影响肉牛育肥养殖，但影响效果不突出。

（4）市场条件。牛肉价格的总效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市场价格是推动肉牛育肥养殖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看，牛肉价格的主系数和直接效应显著为正，而空间滞后系数和间接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地区内牛肉价格波动对牛育肥养殖影响较大，而邻地区牛肉价格变动并不存在明显空间溢出效应。交通通达度的主系数和直接效应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该地交通越发达，肉牛育肥养殖反而呈现缩减趋势，可能是劳动力转移对肉牛育肥养殖的抑制作用强于市场便捷化的促进作用；空间滞后系数和间接效应不显著，表明相邻地区交通通达度的影响不突出。

（5）畜牧产业比较优势。畜牧业产值比重总效应和间接效应显著为负，主系数和直接效应均不显著，表明邻省畜牧业比较优势增加会对该地肉牛育肥养殖产生负向影响，但该地畜牧业比较优势提升并未产生明显影响。非农就业机比例的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为负，均通过1%显著性检验，表明非农产业比较优势增加会引致农村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进而不利于开展肉牛育肥养殖，特别地，这种负效应主要为空间溢出效应，即相邻地区非农产业优势增加对该地肉牛育肥养殖影响更显著，该结果可能与劳动力跨省迁移有一定关联。

3 结论、讨论和建议

3.1　结论

（1）从中国肉牛养殖布局的变迁路径和阶段特征看，生产重心向西北方迁移了154.6km，整体上表现出由农区向牧区迁移的趋势。具体地，“十一五”至“十二五”期间，肉牛养殖集聚化程度下降，呈现由主产省（主产区）向四周分散特点，生产重心向东北迁移15.31km，变迁呈“迂回”状；“十二五”至“十三五”期间，肉牛养殖集聚化程度有所回升，由农区省份向牧区、半牧区省份迁移，生产重心整体上向西北迁移153.32km。从空间相关性看，近年来肉牛养殖空间相关性日益明显，集聚效应显著。从影响机制看，考虑空间相关性条件下粗饲料资源禀赋、劳动力质量、技术进步、非农就业机会等是影响肉牛养殖生产布局变迁的重要因素，进一步说，粗饲料资源禀赋、劳动力质量、技术进步通过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正向促进肉牛生产养殖，有利于生产集聚，而非农就业机会则通过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负向影响肉牛生产养殖，不利于生产集聚。

（2）从中国肉牛育肥养殖布局的变迁路径和阶段特征来看，生产重心向西迁移了119.15km，生产布局同样呈现出由农区向牧区迁移的趋势。“十一五”至“十二五”期间，育肥养殖生产重心向西南迁移20.83km，布局整体变动不明显，但存在向牧区迁移的趋势；“十二五”至“十三五”期间，育肥养殖生产重心向西迁移99.94km，生产布局呈现出由东部、中部农区向北部、西部牧区和半牧区迁移的特点。从空间相关性看，肉牛育肥养殖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集聚效果显著。从影响机制看，考虑空间相关性条件下精饲料资源禀赋、劳动力质量、技术进步和市场价格对肉牛育肥养殖存在正向促进效应，而非农就业机会、畜牧产业比较优势存在反向抑制效应。劳动力质量、市场价格以直接效应主导，而精饲料资源禀赋、技术进步、畜牧业比较优势、非农就业机会则是以间接效应主导；另外，粗饲料资源禀赋越高越利于该地育肥养殖，交通越便利越不利于该地育肥养殖。

3.2　讨论

中国肉牛养殖和育肥养殖生产布局整体上均表现出由农区向牧区迁移的趋势，但存在不同的变迁路径和影响机制。分析结果显示，玉米等精饲料对育肥养殖的影响更强，符合肉牛育肥养殖对精饲料需求大的事实；育肥养殖生产重心较肉牛养殖更为靠东向和北向，主要因为东北、华北和中原地区是国内玉米主产区，对育肥养殖导向性更明显。劳动力质量对肉牛养殖生产布局强于育肥养殖，契合了“肉牛繁育养殖周期长、规模小，对劳动力数量和质量要求较高，育肥养殖规模化、集约化程度高，对劳动力数量要求相对较低”的现实。育肥养殖对牛肉市场价格更敏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从市场价格对养殖导向性看，育肥养殖相对于整个养殖过程与牛肉市场供应关系更紧密，因此市场价格波动对肉牛养殖的导向性更强；另一方面，从肉牛养殖对市场价格的反馈看，育肥养殖周期短，投资大，对市场依赖性强，而繁育养殖周期长，存在较高保值能力，对市场依赖性相对较低，因此市场因素对育肥养殖的影响更为明显。非农产业比较优势对育肥养殖的影响强于肉牛养殖，这种差异同时体现在非农就业区域上，可能原因是育肥养殖周期短、进出门槛低，养殖户在非农就业优势提升时可以快速实现就业转移，而肉牛养殖中包含繁育养殖户，该部分推出养殖序列相对困难，因此受非农就业机会影响相对较弱，且主要以省内非农就业为主。

3.3　建议

（1）编制肉牛生产规划。统筹肉牛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因地因时制定肉牛生产整体规划和区域规划；发挥北方农区、牧区资源优势，适度推动肉牛生产“牧繁农育”；利用南方草山草坡和农闲田资源，挖掘西南、中南、东南南方省区肉牛养殖潜力。

（2）加强流通环节建设。鼓励龙头企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打造专业交易场所、发展专业市场组织、健全活牛交易体系，通过服务、订单等方式带动规模以下养殖户衔接市场；引导下游企业就近建设现代化屠宰加工、冷链运输体系，促进“运活畜”向“运肉”转变。

（3）强化科学技术支撑。鼓励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大型企业围绕肉牛养殖瓶颈问题研发实用技术，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农业技术协会等组织通过试验示范、专业培训和技术服务等开展技术推广。

（4）保障饲料稳定供应。拓宽饲草料流通渠道，强化饲草料跨区调动能力；积极推动农作物秸秆饲料化利用，开发利用新饲草资源；因地制宜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大力发展种养结合，推动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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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肉牛养殖生产布局的阶段特征、变迁路径和影响机制

——基于2008—2019年省域统计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摘要

目的

方法

结果

结论

关键词

0 引言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肉牛生产集中度测算与生产区域划分

1.2 肉牛生产重心测算

1.3 肉牛生产布局变迁机制分析：模型、变量与数据

2 结果与分析

2.1 肉牛生产布局及变迁

2.2 中国肉牛生产重心迁移轨迹

2.3 肉牛生产布局变迁影响机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