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城乡层面存在着基于“产业→人口→生计→耕地”链条的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时空耦合；乡村层面存在着基于农户“生计—生产—耕地”链条的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时空耦合。（2）农户生计转型分化及乡村发展主体多元化引起的价值诉求差异化，进一步驱动了乡村耕地利用多功能转型与乡村的多功能转向。基于耕地利用在生态产品供给、休闲康养、文化传承等方面多功能边界的拓展，加速推动了耕地利用、农业生产及乡村发展的多功能转型。
截止2015年底，中国经营耕地面积小于2 h
自土地利用转型研究引入中国
耕地利用转型是农户对市场、政策提供的经济机会响应的阶段性结果或影
FAO将农户定义为“一个在单一管理模式下的农业生产经济单位，包括所有家畜和全部或部分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无论土地的权属、法律形式或规模如何
| 时 段 | 土地经营模式 | 政策节点 | 农户生产经营方式 |
|---|---|---|---|
| 1949—1953 | 土地完成家庭私有化经营模式 | 195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全国实施土地改革，国家承认家庭土地私有性，土地采用家庭私有化经营 | 包工包产生产责任制；生计严重依赖耕地、农产品市场化程度低、农业生产以自给自足为主，农民积极性复苏 |
| 1953—1978 | 1953—1958年土地由家庭私有化向公有制集体经营模式转变 | 1953—1958年《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颁布，土地从私有化家庭经营逐渐转变为公有制集体经营 | 过渡阶段：由包工包产生产责任制逐步过渡到农业合作化 |
| 1958—1978年土地由公有制集体经营模式 | 1958年12月《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确定了土地公有制集体经营 | 人民公社阶段：人民公社化制度确立，实施集中统一经营，农产品统派统销，农户无自主性，生产效率降低显著 | |
| 1978—1982 | 由集体经营模式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变 | 1979年《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初步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双包”制度 | 由“包产到户”过渡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自主经营，农民积极性得到逐步释放，生产效率显著提高 |
| 1983—至今 |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 | 1983年《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正式确立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001年《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提出允许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2003年确立统筹城乡发展方略；2006年取消农业税；2017年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完成，农户自主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释放；目前通过土地流转逐步走向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 |
注： 表1中部分内容参考文献[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资源趋向于利润最大的可供选择的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偏向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化优先发展战
图1 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户生计转型、耕地利用转型与乡村发展关系
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技术进步推动的互联网普及和现代智能高效物流体系形成的地理“时空压缩”，使城市经济社会、文化具备了更显著的跨地域边界能
（1）近距触发耦合。一是，城市规模扩张直接占用农户耕地，农民变市民实现生计非农化。二是，受城市辐射直接影响城郊农户生计逐步非农化，城郊乡村耕地利用显性隐性形态变化显著，耕地功能趋于多样化。农户生计非农化与耕地利用多样化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的环状扩散空间格局。
（2）远距传导耦合。工业化、城镇化驱动资金、技术、人口等加速向城市集聚，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需求形成了规模巨大且持续扩张的非农就业市场。同时，城市就业高收入、发展空间大等外生因素，农业边际生产率低、收入低等内生因素，对农户产生诱拉与推压，驱动乡村劳动力大量析出农业，农户生计非农化转型显著，耕地利用出现边际化、集约化与非农化等多种转向，耕地利用显性隐性形态变化显著。此外，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引起的家庭饮食结构从低价值谷物食品转向高价值肉禽鱼、蛋奶、蔬果食品的转
基于Sen和Chambers解决贫困“资本—能力”理论及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可持续性农户生计框架（SL）理
农户生计是一个开放的动态平衡系统，农户通过生计活动获得收入，并通过消费来维持家庭的生活和再生产。农户生计系统自身具有调节恢复能力，受到外界影响后自身会产生适应性响
图2 工业化、城镇化驱动下的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
受区域国家战略定位与发展禀赋影响，农户生计转型驱动的耕地利用转型存在显著的地域特征，如山地丘陵区耕地利用更趋向边际化，都市郊区耕地利用趋向非农专业化、产业化与集约化。农户生计转型改变了耕地利用方式与强度，拓展了耕地利用功能，推动耕地利用转型以及耕地利用价值多元化，耕地利用功能多样化。整体上，农户生计转型一般可分为生计非农型、农业兼业型和农业专业型3类，并形成了与之对应的耕地利用转型。
2003年中国经济达到刘易斯拐点后，劳动力价格上涨迅速，2003—2010年农民工工资年均维持10%以上的增
农业兼业型农户主要收入来源于非农收入，农业表现为副业
农业专业型农户以农业生产及其相关产业为谋生方式，通过耕地利用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及多功能化提高经营收入。按生产特性不同，可分为农业专业型和多功能专业型。
生计非农转型为耕地流转提供了物质基础，为农业专业型、多功能农业专业型农户实现耕地适度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实现农业高附加值转向和农业新形态、新组织模式创新提供了前置条件。代耕代种、土地托管、股份合作等耕地流转创新方式不一而足。截止2016年，全国流转耕地面积已经占到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35
乡村振兴的提出与实施必将加速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按照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耦合的“多尺度空间分异—格局过程—耕地利用的反馈—新背景下的耦合变化”的逻辑链条，未来应重点开展基于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的空间尺度分异，明确不同尺度下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发展的“格局—过程”，进一步明晰耕地利用变化对农户生计转型的反馈影响，探讨乡村多元发展主体协同发展下的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等问题。
农户单位的生计转型及其伴随的耕地利用变化是乡村耕地利用转型的基本研究单元。乡村振兴下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互馈作用机理、动力机制存在空间、时间维度的共性特征及差异。不同发展梯度下农户生计非农型、农业专业型、农业兼业型转型加速了乡村农业、产业、空间与乡村社会文化的形态结构变化，并映射到乡村耕地、宅基地和林地等土地利用变化的重构转型。乡村耕地利用重构转型加速了乡村人口等生产要素的重组配置，促进了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出现发展，为农户生计转型提供了更多元化的路径，并推动农户生计转型的深度分化。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耦合研究，要充分结合区域综合发展水平、城乡关系影响下的多尺度多梯度分异特征，明确不同空间、时间维分异下各类型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的耦合关系，分区分类有序推进，按“农户—村域—乡村地域系统”3个层面，明晰不同尺度下农户生计转型过程中农户耕地利用显性隐性形态的演化，耕地利用功能变迁，揭示不同农户生计转型的耕地利用变化响应过程，主导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及其共性规律，为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协调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农户生计转型及其相应的耕地利用转型具有明显的地域格局与地域类型分异。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发展的“格局—过程”研究，应通过构建相应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深入刻画不同区域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发展的动态过程、耦合演化的“格局—过程”。按“农户生计转型→耕地利用转型↔反馈农户生计发展”的逻辑链条，开展不同地域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发展的“格局—过程”研究。首先，划分农户生计转型及其对应的耕地利用转型的地域类型及其演化特征；其次，划分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发展“格局—过程”的地域类型，明晰不同地域类型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发展的“格局—过程”特征、主控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再次，揭示不同地域类型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发展“格局—过程”中农户生计、耕地利用转型的演化过程、农户生计与耕地利用交互作用的内在机理，提取共性规律；最后，以“区域特征分析—探寻规律—机理成因—提炼模式—保障对策”的思路，解析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发展不同类型“格局—过程”的构建机制、发展路径模式，并提供不同区域精准化差异性的政策保障。
农户在耕地利用、农业生产和乡村转型发展中具有典型的双重性，既是主动参与者又是被动适应
目前，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城市乡村创业者等多种乡村发展主体并存，形成了乡村多元化的价值、利益诉求体系，发展主体间的诉求差异，推动了乡村、耕地的一体多职（能）化。多元乡村发展主体推动了耕地利用、农业生产与乡村在生态、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多功能边界的持续拓展，尤其是耕地利用的一体多职，耕地非农功能多样化转向显著。农户在相当长时间内依然是乡村发展的主体，是构建基于资源、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多元要素耦合的乡村“人—地—财—业”与“生产—生活—生态”协同发展的核心。多元发展主体背景下，应重视农户作为乡村价值主体在耕地利用转型、乡村转型中的基础作用，及其利益保障。乡村不同发展主体往往仅关注自身利益，但其加速了耕地利用和乡村发展的一体多职，耕地利用、乡村发展需承担公共产品性质的职能，如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等。公共产品性质的集体物品生产后，如果没有制度或规则来界定个人获取这一物品所带来的收益时需付出的劳动，那么集体行动的逻辑目标将无法实
该文在基于农户视角解析耕地利用转型的基础上，分别从城乡不同尺度分析了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的耦合作用关系，继而分析了农户不同生计转型驱动的耕地利用转型，并提出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研究的重点议题。
（1）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存在多尺度的地理空间和关系耦合。城乡层面存在着“产业→人口→生计→耕地”驱动链条的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耦合关系；乡村农户层面存在着农户“生计—生产—耕地”驱动链条的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耦合关系，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不同步，耕地利用转型在时间上存在一定滞后性。
（2）农户生计转型及其分化、乡村新发展主体的涌现引起的农户、新发展主体的价值与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差异化，加速了乡村耕地利用方式及耕地利用功能的多样化进程。生计非农化、农业兼业化农户驱动了耕地利用边际化；农业专业型农户推动了耕地利用集约化、规模化经营，以及耕地利用的一体多职，拓展了耕地利益在生态产品供给、康养休闲、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功能边界，提升了耕地多功能融合增益。
（3）农户生计转型及其分化推动了乡村耕地利用形态与功能转型，加速了乡村农业、乡村非农产业、乡村“三生”空间格局与乡村社会文化形态结构的变化，加速了乡村耕地、人口、资金等生产要素的重组配置，促进了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发展模式的出现及发展，进而为农户生计转型提供了多元化路径及模式，深化了农户生计转型，进而推进耕地利用形态转型与耕地利用功能转型。
（4）乡村振兴下，应重视多尺度多梯度分异下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的耦合研究，明确不同尺度下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发展的“格局—过程”，明晰耕地利用变化对农户生计转型的反馈影响，探讨乡村多元发展主体协同发展背景下的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为加速实施乡村振兴提供科学支撑。
在乡村振兴及乡村发展主体多元化加速背景下，城乡要素交互作用日益增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村委会、农户、农业企业、“兴乡事业者”等乡村多元发展主体数量持续增长，乡村发展主体多元化，多元发展主体的利益价值诉求不同，协调好不同发展主体的利益诉求，就成为推进耕地利用转型、农户生计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的基础。乡村人地业财等发展要素的融合协调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各要素多尺度作用传导路径、机制、时空演化过程、耦合作用关系及其内在机理等研究，是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政策措施，推进多功能多价值乡村转型发展、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以及土地制度改革的基础。因此，乡村多元发展主体背景下，耕地利用的多功能多价值转型，乡村发展、农业生产转型与农户生计转型，乡村发展新主体与农户生计转型、乡村重构转型发展等诸多问题有待深入展开研究。当前，乡村多元发展主体对乡村发展与农业生产的多功能多价值发展需求，加速驱动了耕地利用多功能转型，进而深化了农户生计转型、乡村重构转型进程，乡村振兴及乡村发展主体多元化背景下，乡村各发展主体价值利益协同发展等相关研究的理论体系、研究范式亟待建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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