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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

——兼论绿色认知的中介作用

  • 谢芳宇 1,2
  • 刘灵芝 1,2
  • 赵佳佳 1,2
1.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0; 2. 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武汉 430070

中图分类号: X322F326.3

最近更新:2023-09-28

DOI:10.7621/cjarrp.1005-9121.2023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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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contents

摘要

目的

生态效率是衡量经济和生态协同发展的重要指标,提高生态效率有助于实现产业的绿色发展。

方法

文章基于我国9省份893份调研数据,运用超效率SBM-Tobit模型,在探讨了约束型、宣传型和激励型规制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绿色认知在环境规制影响肉鸭养殖生态效率过程中的中介效应以及3种类型环境规制的交互协同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的影响,并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环境规制、绿色认知的内生性问题。

结果

约束型、宣传型和激励型规制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绿色认知在环境规制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宣传型与约束型、激励型规制的交互协同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约束型与激励型规制的协同未产生显著影响。

结论

政府应进一步完善环境规制体系,提升养殖户绿色认知水平,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组合拳”作用,以提高肉鸭养殖生态效率。

0 引言

畜禽养殖业在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发展畜禽养殖业的同时,畜禽粪污的治理也成为了不容忽视的生态问题。目前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引导畜禽养殖业向生态健康方向发[

1],并取得一定成效,但畜禽养殖环境污染问题仍需进一步解决。据估计,当前我国每年产生畜禽粪污达38亿t,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不足60%[2],高产量和低利用率之间不协调的关系导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在此背景下,如何平衡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和生态双重效益成为当前发展的关键。

生态效率是衡量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重要指标。环境规制作为提高生态效率的重要手段,不仅可以通过规范人们的生产行为促进废弃物资源化利[

3-6],还可以倒逼生产者通过技术创新,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促进生产效率提[7],同时实现畜禽养殖的生态和经济双重效益。因此,研究环境规制和生态效率的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已有研究在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方面进行讨论。测算方法上,目前主要采用SBM [8,9]和SFA[10]测算生态效率。研究内容上,部分文献在空间层面对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的关系进行探讨,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差[11],虽然对中西部地区生态效率没有影响,但对东部地区生态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12]。另有学者探讨了环境规制强度与生态效率的关系,发现环境规制强度越大,越容易提高生态效[10,12],不同规模的环境规制强度对生态效率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影[13]。此外,也有研究从环境规制类型出发分析了其对生态效率作用的差别。有学者认为宣传型规制对生态效率有促进作[14]但约束型规制作用不显著,而曹俐[15]则认为约束型规制对生态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

已有文献对于理解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的关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但仍存在一定改进空间:一是现有文献多集中于环境规制强度与生态效率关系的研究,鲜有研究就不同环境规制类型对此进行讨论;二是现有文献关注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但缺乏对其作用路径的进一步讨论。三是现有文献多集中于单一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研究,忽视了多种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鉴于此,文章基于9省份893份调研数据,运用超效率SBM-Tobit模型,分析约束型、宣传型和激励型规制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的影响,探究绿色认知在环境规制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影响的中介效应,讨论环境规制间的交互协同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的影响,为相关部门完善农业生产政策时提供参考。

1 研究区与数据

1.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1 环境规制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影响的理论基础

遵循成本理论认为环境规制能够增加生产者的环境治理成本,对原有生产性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从而对生态效率产生负面影响。创新补偿理论认为环境规制给生产者带来环境治理压力,迫使生产者进行技术创新,优化配置生产要素从而抵消一定成本,提高生态效率,以实现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重增长。

环境规制是指政府采用一系列政策措施,直接或间接干预生产者的生产行为,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借鉴已有研[

14][16],将环境规制分为约束型、宣传型和激励型规制。具体地,约束型规制指政府颁布相关法律法规约束生产者的生产行为,若生产者违背相关法律法规,则会受到惩罚。根据曹俐[15]的研究,当前约束型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大于成本效应,对生态效率有正向作用。宣传型规制指开展有关环境保护的宣传活动,增强生产者环境保护意识,提高生态效率。目前我国肉鸭养殖主要是“龙头企业+养殖户”的形[17],政府通过该模式能够更好地宣传引导养殖户进行绿色生产,促进肉鸭养殖生态效率。激励型规制指政府通过补贴等经济手段鼓励生产者进行农业绿色生产。当补贴金额大于增加的环境治理成本时,生产者会主动减少环境污染,从而促进生态效率的提高。由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H1:约束型、宣传型和激励型规制均能显著提升肉鸭养殖生态效率。

1.1.2 绿色认知的中介效应分析

行为经济学理论认为,人们的行为会因个体对事物认知水平的不同产生差异。该文绿色认知是指肉鸭养殖户对污染现状的认识和对绿色生产的态度,以及对环境保护政策的理解和掌握。已有研究证明政府能够通过约束农户的生产行为、宣传环境保护政策等帮助农户提高绿色生产认知,并强化该意[

18,19]。农户对绿色生产的认知水平越高,越会产生绿色生产行[20],使生态效率得以提升。由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H2:环境规制通过绿色认知间接影响肉鸭养殖生态效率。

1.1.3 环境规制间的交互协同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的分析

研究表明,约束型、宣传型和激励型规制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具有局限性,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组合可以弥补单一手段的不足,促使农户进行绿色生[

21],提高生态效[22]。由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H3:约束型、宣传型、激励型规制的交互协同能够显著促进肉鸭养殖生态效率。

综上所述,该文将环境规制、绿色认知纳入到同一分析框架(图1),探讨环境规制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的影响,分析绿色认知的中介效应以及环境规制间的交互协同作用。

图1  理论分析框架

1.2 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情况

研究数据为团队于2021年对我国9个省份的实地调研。该次调研是随机抽样,具体形式如下:由于肉鸭养殖主要采用“龙头企业+养殖户”模式,该次调研在当地肉鸭养殖龙头企业的带领下,对肉鸭养殖户进行问卷调研。调研共获得问卷979份,其中有效问卷893份,问卷有效率为91.2%。

表1报告了养殖户个人特征、经营特征和制度环境特征。由表1可知,受访者年龄集中于41~50岁,性别以男性为主,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初中学历,大专及以上学历较少,绝大部分养殖户未担任过干部,养殖户养殖经验多在6~10年,其养殖规模少于6万只和多于9万只的肉鸭养殖户占比较大,饲料报酬(料肉比)在2及以下较多。

表1  样本养殖户基本特征
变量分类频数(个)比例(%)变量分类频数(个)比例(%)
年龄(岁) 30及以下 40 4.48 是否担任过干部 59 6.61
31~40 208 23.29 833 93.28
41~50 376 42.11 养殖经验(年) 5及以下 462 51.74
51~60 232 25.98 6~10 263 29.45
61及以上 37 4.14 11~20 166 18.59
性别 774 86.67 21及以上 2 0.22
117 13.10 养殖规模(万只) <6 311 34.83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125 14.00 6~9 234 26.20
初中 488 54.65 >9 348 38.97
高中或中专 237 26.54 饲料报酬(料肉比) 2及以下 583 65.29
大专及以上 43 4.82 2~3 186 20.83
3及以上 16 1.79

1.3 变量选择

1.3.1 投入产出变量说明与统计

(1)产出变量。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组成产出变量。期望产出指养殖户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的“合意产出”,该文采用肉鸭总产量来衡量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采用肉鸭养殖污染物总量衡量。根据《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农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中对排放污染物的界定,主要包括化学需氧量(COD)、总氮(TN)、氨氮(NH3-N)、总磷(TP)4种,借鉴已有学者的做[

8,13,23]该文将污染物加总折算成一个指标,计算公式为:

污染物总=污染=各污染物排污系数×平均饲养天数×实际重量/参考重量

(2)投入变量。包括鸭苗、饲料、医疗防疫、人工和其他投入,具体指标如表2所示。

表2  投入产出变量说明与统计
类型变量解释说明平均值标准差
投入变量 鸭苗投入 鸭苗投入费用(万元) 37.05 96.54
饲料投入 饲料投入费用(万元) 180.91 242.83
医疗防疫投入 疫苗和兽药投入费用(万元) 8.10 11.54
人工投入 自用工和雇工投入费用(万元) 5.91 13.18
其他投入 固定资产、水电等其他投入费用(万元) 12.87 47.49
期望产出变量 总产量 肉鸭总产量(t) 322.73 398.58
非期望产出变量 污染物总量 i 34.41 36.56

1.3.2 变量含义及其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是肉鸭养殖生态效率,根据表2投入产出指标体系,通过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得到。

(2)核心解释变量。环境规制是核心解释变量,该文将环境规制变量划分为约束型、宣传型和激励型规制3类,借鉴李芬妮[

24]的做法,在调查问卷中设置题项“政府对粪污随意丢弃处罚的程度”衡量约束型规制,“政府对粪污资源化处理宣传的次数”衡量宣传型规制,“政府提供粪污资源化利用补贴程度”衡量激励型规制。

(3)中介变量。绿色认知是该文的中介变量。绿色认知变量分为绿色生产认知、环境污染认知和环境政策认知3类。该文借鉴已有研[

25-27],在调查问卷中设置题项“您对于环境友好行为的了解程度”衡量绿色生产认知,“您认为肉鸭养殖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程度”衡量环境污染认知,“您对于肉鸭养殖环境政策的了解程度”衡量环境政策认知。在此基础上,采用熵权[28]计算各指标权重,并加权求和获得绿色认知变量。经测算,绿色生产认知、环境污染认知和环境政策认知的权重分别为0.45、0.25、0.30。

(4)工具变量。由于模型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变量测度偏差等问题,且环境规制来自于养殖户的主观感知,环境规制与肉鸭养殖生态效率之间可能会相互影响,从而导致内生性问题。因此,参考已有研究的做[

4,29-31],选取“养殖场与畜牧局的距离”“养殖户所在地肉鸭养殖技术人员的数量”“除自身外周边养殖户环境规制感知水平”作为该文工具变量。原因如下:从相关性看,“养殖场与畜牧局的距离”是政策执行的关键因素,会影响养殖户对于政策的感知,“养殖户所在地肉鸭养殖技术人员的数量”通过技术指导、宣传普及等影响养殖户对于政策的感知,“除自身外周边养殖户环境规制感知水平”说明养殖户对于政策的感知容易受到周边养殖户的影响,均满足相关性要求。从外生性看,“养殖场与畜牧局的距离”是地理上的距离,只受到行政区划及养殖户变迁的影响,“养殖户所在地肉鸭养殖技术人员的数量”只受到政府决策的影响,“除自身外周边养殖户环境规制感知水平”说明其他养殖户的政策感知不会影响该养殖户的生产行为,均满足外生性要求。

(5)控制变量。该文实证过程中控制了肉鸭养殖户年龄等个人特征、养殖经验等经营特征和是否加入肉鸭产业相关组织的制度环境特征。其中,借鉴赵佳佳[

32]对肉鸭养殖规模划分标准,按照年出栏量分为小规模(年出栏量<6万只)、中规模(6万只≤年出栏量≤9万只)和大规模(年出栏量>9万只),具体变量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含义及其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变量含义及赋值平均值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生态效率 超效率SBM方法测度 0.608 9 0.189 3
核心解释变量
约束型环境规制 政府对粪污随意丢弃处罚的程度:非常小=1,比较小=2,一般=3,比较大=4,非常大=5 3.954 1 1.038 0
宣传型环境规制 政府对粪污资源化处理宣传的次数:非常少=1,比较少=2,一般=3,比较多=4,非常多=5 3.488 2 1.058 3
激励型环境规制 政府提供粪污资源化利用补贴程度:非常少=1,比较少=2,一般=3,比较多=4,非常多=5 1.819 7 1.109 5
中介变量
绿色认知 采用熵权法计算所得 0.487 6 0.206 3
工具变量
养殖场与畜牧局的距离 养殖场与畜牧局的距离(km) 43.975 3 36.668 6
养殖户所在地肉鸭养殖技术人员的数量 养殖户所在地肉鸭养殖技术人员数量(个) 15.473 5 18.953 1
除自身外周边养殖户环境规制感知水平 其他养殖户环境规制感知水平均值 3.596 4 1.131 5
控制变量
年龄 养殖主要负责人(岁) 45.874 6 8.673 1
性别 男=1,女=0 0.871 2 0.341 8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或中专=3,大专及以上=4 2.221 7 0.741 2
是否担任过干部 否=0,是=1 0.068 3 0.256 8
养殖经验 从事肉鸭养殖时间(年) 6.660 1 4.700 5
养殖规模 1=小规模,2=中等规模,3=大规模 2.041 4 0.858 5
饲料报酬 用肉鸭养殖的料肉比来衡量,即养殖饲料用量与肉鸭产量的比值 2.049 3 0.315 6
是否加入肉鸭产业相关组织 否=0,是=1(公司+农户,合作社等) 0.836 5 0.516 7

2 研究方法

2.1 超效率SBM模型

生态效率与生产效率相比,产出指标中加入了非期望产出指标。传统的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能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情况,因此,该文借鉴黄玛兰[

33]的做法,采用超效率SBM模型(Super-efficiency Slacks-Based Measure)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进行测度。基本形式为:

minAEE=1+1mi=1m(xi-xik)1-1t1+t2(s=1t1ys-ysk+q=1t2eq-eqk) (1)
s.t.xi-j=1knxijλj;   ys-j=1knysjλj;   eq-j=1kneqjλjx-xk;   ys-yk;   eq-ekλj0i=12mj=12nj0S=12t1q=12t2 (2)

式(1)(2)中,AEE(Agricultural Ecological Efficiency)为测算的肉鸭养殖生态效率值,k为决策单元(DMU)的数量,mt1t2分别代表生产要素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变量个数;xyseq分别表示要素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xi-ys-eq-分别表示要素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对应的松弛变量;λj为约束条件。

2.2 Tobit模型

由于超效率SBM模型计算得到的效率值是左侧受限点为0的非负截断变量,故该文运用Tobit模型进行环境规制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的实证分析,公式为:

AEEj=α1+β1ERij+m=15δmPmj+ω1Mj+ξ1Oj+ηj (3)

式(3)中,AEE代表第j个肉鸭养殖户生态效率。ERij(Environmental Regulation)(i=1,2,3)分别代表约束型、宣传型和激励型规制,P代表肉鸭养殖户个人特征变量,M代表经营特征变量,O代表制度环境特征变量。β1β2δmω1ξ1为待估参数,α1为常数项,ηj为随机误差项。

2.3 中介效应模型

该文参考温忠麟[

34]的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模型为:

AEEj=cERij+μj (4)
Mj=aERij+εj (5)
AEEj=wERij+bMj+νj (6)

式(4)是环境规制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的总效应,式(5)是环境规制对绿色认知的影响,式(6)是环境规制、绿色认知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的影响。其中 M代表中介变量绿色认知,abcw为待估系数,μjεjνj为随机误差项。

3 结果与分析

3.1 环境规制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的分析

结果显示,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低于10,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此外,考虑到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运用IV-Tobit模型进行回归,与Tobit结果进行对比。IV-Tobit模型是将环境规制作为因变量,工具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得到内生变量的拟合值,然后将拟合值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由模型4、5、6的内生性检验结果可知,约束型、宣传型、激励型规制的Wald值均显著,表明应拒绝环境规制外生性假设,存在内生性问题,同时第一阶段F值均大于10,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回归估计结果见表4

表4  约束型、宣传型和激励型规制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影响的回归
变量Tobit模型IV-Tobit模型
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
约束型环境规制 0.060 4***(0.005 9) 0.098 6***(0.033 9)
宣传型环境规制 0.047 9***(0.005 9) 0.070 9***(0.019 5)
激励型环境规制 0.000 9(0.005 8) 0.030 5**(0.012 4)
年龄 0.000 6(0.000 8) 0.000 5(0.000 8) 0.000 9(0.000 8) 0.000 4(0.000 4) -0.007 0***(0.002 7) -0.005 7**(0.002 4)
性别 0.010 4(0.017 8) 0.014 8(0.018 2) 0.025 4(0.018 8) -0.018 8(0.015 3) -0.008 1(0.010 3) 0.003 7(0.008 5)
受教育程度 -0.003 8(0.008 7) 0.002 5(0.008 9) -0.001 6(0.009 2) -0.000 6(0.002 8) 0.000 7**(0.000 3) 0.000 6**(0.000 3)
是否担任过干部 -0.100 8***(0.024 1) -0.088 0***(0.024 6) -0.086 2***(0.025 5) -0.022 1(0.015 5) -0.033 0***(0.012 6) -0.034 8***(0.011 6)
养殖经验 -0.000 2(0.001 4) 0.000 2(0.001 4) 0.000 4(0.001 5) -0.000 1(0.000 9) 0.001 5**(0.000 7) -0.000 1(0.000 7)
养殖规模 0.002 2***(0.000 5) 0.002 5***(0.000 5) 0.002 6***(0.000 5) -0.009 9(0.011 0) 0.004 7(0.005 3) 0.009 4**(0.004 8)
饲料报酬 -0.127 8***(0.019 4) -0.106 5***(0.019 7) -0.105 4***(0.020 5) -0.023 3***(0.015 5) -0.032 0***(0.012 3) -0.050 4**(0.021 0)
是否加入肉鸭产业相关组织 0.020 2*(0.012 2) 0.026 8**(0.012 5) 0.011 5(0.012 9) 0.079 3***(0.030 5) 0.008 9(0.007 2) -0.007 2(0.004 7)
常数项 0.583 0***(0.065 1) 0.586 2***(0.674 1) 0.738 9***(0.067 9) 0.380 7**(0.153 2) 0.661 6***(0.050 1) 0.879 1***(0.034 0)
Prob>chi2 0.000 0 0.000 0 0.000 0
Pseudo R2 -0.730 8 -0.576 3 -0.305 9
第一阶段F值 17 13.03 39.33
Wald检验 16.31*** 12.92*** 8.79***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表示未加入该变量,下同

模型1、2可知,约束型和宣传型规制均在1%水平下正向显著,表明约束型和宣传型规制能够促进肉鸭养殖生态效率的提升,模型4、5的结果与1、2相比,系数均不同程度的增大,可能的原因是采用一般的Tobit模型会低估约束型、宣传型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的正向作用。约束型环境规制对肉鸭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发挥出良好效果,综合效益得以提高;而宣传型环境规制主要是通过对粪污资源化处理知识的宣传,增强养殖户认识到粪污资源化处理带来的环境效益,强化肉鸭养殖户绿色生产意识,提高养殖户参与粪污资源化处理的可能性。从模型3可以看出,激励型规制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可能的原因是存在内生性问题,模型6的内生性检验结果表明,激励型规制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说明激励型规制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的提升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验证了假说H1。

从其他控制变量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的影响来看。在模型5、6中,年龄越小的养殖户肉鸭养殖生态效率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养殖户生态效率越高,未担任过干部的养殖户生态效率要高于担任过干部的养殖户生态效率。可能的原因是,依据时间配置替代效应,干部养殖户配置在肉鸭养殖的时间较少,专注于肉鸭养殖的机会成本较高,而从事村内事务会发挥其比较优势,故替代效应会造成负影响;除此之外,干部养殖户的非农就业机会更多,出于“理性经济人”的考虑,会将资源配置在收益更高的行业,故生态效率较低,这与以往研究结论相一[

35]。在模型5中,养殖经验越高的养殖户生态效率越高;在模型6中,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肉鸭养殖生态效率也随之提高,说明养殖规模的扩大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在模型4、5、6中,肉鸭饲料报酬越高,饲料转化率越低,相应的肉鸭养殖生态效率也会越低,这与以往研究得到的结论相[36]。在模型4中,加入肉鸭产业相关组织的肉鸭养殖生态效率高于不加入肉鸭产业相关组织的养殖生态效率,说明肉鸭养殖户加入肉鸭产业组织可以降低风险提高肉鸭养殖生态效率。

3.2 绿色认知作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

环境规制不仅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产生直接影响,还可能通过绿色认知产生间接影响,即绿色认知在其中起中介作用,结果见表5所示。

表5  绿色认知在环境规制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中的中介作用
变量模型1 (IV-Tobit)模型2 (2SLS)模型3 (IV-Tobit)
环境规制

0.659 0**

(0.267 1)

0.324 8***

(0.121 8)

0.317 0**

(0.142 2)

绿色认知 0.420 7***(0.132 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第一阶段环境规制F值 32.60 53.89 31.51
第一阶段绿色认知F值 20.11
DWH/Wald检验 13.08*** 29.80*** 50.04***

由于环境规制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内生性问题,该文将工具变量加入到中介效应模型中。此外,考虑到环境规制对绿色认知以及绿色认知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的影响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选取“除自身外周边养殖户的绿色认知水平”作为工具变量,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认知、绿色认知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均存在内生性问题,且F值大于10,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表5中模型1、2表示环境规制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绿色认知影响的回归结果。环境规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表明环境规制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绿色认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3表示加入绿色认知变量时二者肉鸭养殖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和绿色认知变量均显著,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从0.659 0下降到0.317 0,说明绿色认知在环境规制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接下来采用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进行验证。Bootstrap法通过置信区间是否包括“0”判断是否存在中介效应,若置信区间不包括“0”,则中介效应显著,否则不存在中介效应。绿色认知在环境规制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的影响中,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为[0.006 2,0.017 2],不包括“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表明环境规制可以通过绿色认知间接影响肉鸭养殖生态效率,促进生态效率的提升。

3.3 环境规制间的交互协同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的分析

对约束型、宣传型和激励型规制进行中心化处理后,引入交互项“约束型×宣传型” “约束型×激励型”和“宣传型×激励型”考察环境规制间的交互协同作用。结果见表6所示。

表6  环境规制间的交互协同作用
变量模型1 (IV-Tobit)模型2 (IV-Tobit)模型3 (IV-Tobit)
约束型环境规制

0.022 9**

(0.009 1)

0.022 3***

(0.009 2)

宣传型环境规制

0.050 1**

(0.019 7)

0.015 1***

(0.002 3)

激励型环境规制

0.052 4**

(0.023 0)

0.014 5***

(0.001 9)

约束型x宣传型

0.010 0**

(0.004 1)

约束型x激励型

0.001 2

(0.004 9)

宣传型x激励型

0.003 5**

(0.001 7)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模型1中,约束型与宣传型规制的交互项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为正,表明约束型与宣传型规制组合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有正向促进作用,发挥了比单一环境规制更好的政策效果。模型2中,约束型与激励型规制的交互项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两种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无影响。模型3中,宣传型与激励型规制的交互协同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两种规制的组合有效提高了肉鸭养殖生态效率。

3.4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上述实证结果具有说服力,该文进行分规模稳健性检[

4]表7),结果与前文基本保持一致,证明回归有效。

表7  不同规模下约束型、宣传型和激励型规制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影响的回归
变量小规模中规模大规模
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模型7模型8模型9
约束型

0.030 5***

(0.010 3)

0.019 5**

(0.008 0)

0.003 1

(0.007 4)

宣传型

0.035 4***

(0.006 6)

0.022 5***

(0.006 9)

0.009 4***

(0.002 1)

激励型

0.037 8***

(0.003 7)

0.033 4***

(0.009 7)

0.026 5***

(0.007 4)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该文立足我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低的客观实际,运用9省调研数据,从环境规制角度探究约束型、宣传型、激励型规制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的影响,分析绿色认知作为中介效应以及环境规制间的交互协同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的作用路径,并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环境规制、绿色认知的内生性问题。得出如下结论:(1)约束型、宣传型和激励型规制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2)绿色认知在环境规制对肉鸭养殖生态效率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约束型、激励型都与宣传型规制产生显著的正向协同作用,而约束型与激励型规制的协同没有显著影响。

4.2 建议

(1)政府应进一步完善环境规制体系,提升政策效果。当前环境规制政策实施仍有待优化,政府应构建完备的环境规制体系,鼓励养殖主体进行绿色健康养殖。(2)政府应向肉鸭养殖主体普及绿色生产知识,以提升其绿色认知水平。(3)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协同促进作用。以环境规制的组合实施为主,加强宣传型与约束型、激励型规制的组合实施,以促进肉鸭养殖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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