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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的影响

  • 吴诗嫚 1,2
  • 祝浩 1
  • 卢新海 2 ✉
  • 谢金华 3
  • 张超正 4
  • 赵景辉 5
1. 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205； 2.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3.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4.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杨凌 712100； 5. 浙江大学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杭州 310058

中图分类号： F301.2

最近更新：2024-07-08

DOI：10.7621/cjarrp.1005-9121.2024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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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引
目录contents

摘要

目的

揭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的影响，探究农户生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升级转型的新路径。

方法

文章在分析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影响机理的基础上，以湖北省荆门市、潜江市、荆州市和仙桃市的466份农户调查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揭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的影响效应及其区域差异。

结果

（1）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通过构建科学高效的“三生空间”，系统优化土地的功能和效能，全面提升土地经济、社会、生态价值，可显著促使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由“高脆弱性—低恢复力”“高脆弱性—高恢复力”和“低脆弱性—低恢复力”向“低脆弱性—高恢复力”转变。（2）相比于丘陵山地，平原地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更能促使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由“高脆弱性—低恢复力”和“低脆弱性—低恢复力”向“高脆弱性—高恢复力”和“低脆弱性—高恢复力”转变。

结论

应树立统筹协调的系统治理观，立足于“全域全要素”综合整治，实现区域土地利用系统的良性循环；结合资源禀赋与环境特征，因地制宜开展具有区域特色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长效保障农户生计安全与质量，促使农户生计实现“低脆弱性—高恢复力”的最优耦合目标。

0 引言

随着中国绝对贫困的历史性消灭，反贫困治理进入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转向乡村振兴的新阶段，农户生计从消除脆弱性向提升恢复力的理念递进，从生计“生存型”向“发展型”升级[

1,2]。农户生计脆弱性指农户生计遭受多元风险冲击的影响程度[3]。农户生计恢复力指农户生计系统受到干扰和压力后仍恢复其基本功能和结构的能力[4]。生计脆弱性与恢复力是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将两者结合可以反映农户生计系统“风险—抵御”的耦合作用，有助于综合把握农户生计系统全貌，刻画相对贫困或脆弱人群应对外部风险冲击或在逆境中的恢复能力，为深入观察农户可持续生计提供全新视角与动态思维[5,6]。

探究脆弱性与恢复力的耦合关系已成为农户生计研究的前沿方向，学者们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较为丰富的探讨，如Fraser等[

7]最早将脆弱性和恢复力概念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分析气候变化条件下农户生计脆弱性和恢复力的变化；Sallu等[8]从脆弱性与恢复力视角对博茨瓦纳农民的生计问题进行了动态研究；励汀郁等[5]以草地经营制度变迁为背景，分析草地生态状况以及牧户生计资本和策略的变化对其生计脆弱性和恢复力的影响；刘永茂等[9]基于脆弱性、恢复力维度划分农户生计多样性发展阶段，推动扶贫开发战略从识别贫困人口向防御贫困转变。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只有同时降低脆弱性和提升恢复力，才能促进农户实现生计可持续发展。

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诉求下，土地整治已从传统单一要素、单一手段的农用地整理向以“全域全要素”为核心的综合整治转变[

10,11]。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为一项保资源、保建设的乡村民生工程，立足于区域整体，通过全域规划、整体设计、统筹治理，系统解决乡村功能性障碍[12-14]；同时与精准扶贫、产业融合等政策“同向同行”，充分发挥平台整合资源的优势，对于促进农户增产增收[15]、减少或消除贫困[16,17]、激发乡村活力[18]、全面推进乡村振兴[19]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综上，已有研究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理论参考与方法借鉴，但仍存在如下不足：首先，聚焦生计脆弱性和恢复力的关系研究有助于全面解构农户生计系统内涵，但现有文献主要以概念框架和定性描述为主[

5,7-9]，量化评估并动态观测农户生计水平的相关研究较为少见。其次，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具有改善民生的一般属性[15-19]，必然与农户可持续生计存在深层关联，迫切需要从“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的视角综合审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实施效果，但相关研究鲜有报道。最后，区域异质性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重要特征。由于地貌类型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同整治区域的目标任务与战略重点各有侧重[20,21]，对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的影响效应可能存在差异，但相关研究尚未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此，文章在厘清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利用湖北省荆门市、潜江市、荆州市和仙桃市的农户调查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的影响效应及其区域差异，对于综合审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实施效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乡村振兴等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

1 理论分析

1.1　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的划分

对于农户生计问题，学术界主要采用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SLA），从脆弱性背景、结构与过程转变、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五个方面探讨农业农村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

22,23]。Polsky等[24]和Speranza等[25]基于SLA分别构建“暴露程度—敏感性—适应能力”生计脆弱性和“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生计恢复力分析框架，刻画农户生计系统应对外部风险冲击或在逆境中的恢复能力，被广泛应用于反贫困治理和农村发展研究中。但是，单一剖析脆弱性或恢复力，难以系统刻画农户生计系统全貌，将脆弱性和恢复力结合并对其耦合关系进行深入探索，能够直接观测结构与过程转变下农户生计是否由脆弱转向恢复，有利于跳出短期的静态模式去探索农户生计的长期动态趋势[5,6]。

鉴于生计脆弱性框架中的适应能力与生计恢复力框架的缓冲能力有所重叠，该文结合研究实际和前人研究成果[

5,6,24,25]，一是从暴露程度和敏感性两个维度构建生计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①暴露程度指农户遭受各种风险冲击的情况。选取旱灾影响程度、涝灾影响程度、农地细碎化程度、家庭经济压力来表征。②敏感性指农户对风险与冲击的反应，农户对风险的敏感性越高说明其生计系统越脆弱，敏感性越低说明生计系统越稳定。选取农业收入占比、农业劳动力占比来表征。二是从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3个维度来构建生计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①缓冲能力指农户利用已有的生产、生活、生态资源和资产抵御外部生计风险的能力。选取承包地面积、承包地质量、农户住房条件、生态环境条件、家庭总收入来表征。②自组织能力指农户融入地方社会、经济及制度环境的能力。选取社会组织参与情况、权属与用水纠纷、交通便利性、生计渠道多样性来表征。③学习能力指农户与外界交流学习来获取知识和技能的能力。选取获得土地整治知识、家庭整体技能水平来表征。该文分别将农户生计脆弱性和恢复力两者作为X轴和Y轴，采用四象限法将脆弱性和恢复力的耦合关系划分为“高脆弱性—低恢复力（H—L）”“高脆弱性—高恢复力（H—H）”“低脆弱性—低恢复力（L—L）”“低脆弱性—高恢复力（L—H）”4种（图1），其中L—H为最优耦合关系，L—L和H—H为次优耦合关系，H—L为最差耦合关系。

图1  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的划分

1.2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的影响机理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通过农用地整治、建设用地整治、生态保护修复三大基本内容构建科学高效的“三生空间”，系统优化土地的功能和效能，全面提升土地经济、社会、生态价值，降低农户生计系统的脆弱性并提升其恢复力[

10,12,13]。因此，该文构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土地空间、功能与价值—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图2），系统阐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的影响机理。

图2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的影响机理

具体而言，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通过重构生产空间，优化耕地产能，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并提升恢复力。一是，复垦废弃的沟路渠、宅基地等，可以有效增加承包地面积。但是，田间道路建设要满足农机通行、进田作业和产品运输需要，会占用少量耕地[

26]。二是，通过土地平整工程和权属调整，使农地边界清晰、权属明确，减少土地权利人之间的农地产权纠纷与农业生产矛盾[21]；并降低农地细碎化程度，推动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户增产增收，减轻家庭经济压力[11,26]。但是，工程机械施工会破坏土壤理化性状，表土剥离回填也容易导致土壤表面养分不均衡，短时间内降低土壤肥力[27]。三是，通过农田水利与坡改梯工程建设，可以保障灌溉用水需求，提高防洪抗旱能力；消除坡度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提高土壤储水能力和坡面抗冲能力，有效提升承包地的质量[27]。四是，结合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基础条件，推动农业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开辟农户增收新渠道，不仅能增加家庭成员从事生计活动的类型总数，还能提高非农收入比重，降低对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28]。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通过重构生活空间，优化建设用地利用效能，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并提升恢复力。一是，推进村庄整治和宅基地整理，对闲置废弃、布局散乱的危破房屋进行拆建，消除安全隐患；对保留房屋的内部设施和外立面进行综合改造，提高农户的住房条件[

16]。二是，对村庄道路进行布局优化与覆盖铺设，打通乡村路网的“毛细血管”，提高农户的交通出行便利度，解决村庄“出行难、发展难”的问题[28]。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通过重构生态空间，优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并提升恢复力。一是，以生态永续发展为前提，推进废弃、退化、污染、损毁土地的治理、改良和修复，开展农田防护、水系治理、林网建设等生态工程，有效破解农业面源污染与景观破碎化，构筑生态安全屏障[

20]。但是，将破碎地块连接成为大斑块区域，在改变农田景观格局的美学功能的同时，也会对农田天然生态缓冲区产生一定的冲击[27]。二是，加强农村环境整治，提高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减量化、资源化与循环利用，普及垃圾分类、源头减量与无害化处理，促进村庄绿化美化，全方位改善农村人居环境[29]。

此外，农户参与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重要程序，农户通过加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相关组织（如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等）或原有的社区组织（如耕地保护协会、农业合作社等）来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管理，一方面便于知晓与农业农村相关的政策，学习到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规划设计、工程施工、后期管护等知识，另一方面能切实提高农业的组织化和专业化，提升农户在规模经营、机械作业、产业发展中的技能水平[

20,21]。

2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域选择

作为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的发祥地，湖北省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起步较早、项目数量较多、成效明显的示范省份[

21]。该文的研究目的是揭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的影响效应及其区域差异，选择的研究区域应符合以下要求：首先，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实施情况良好，主要内容包括农用地整治、建设用地整治和生态保护修复；其次，项目的实施和竣工验收时间尽量相近，确保调查所得数据的可比性和准确性；最后，项目区应涵盖平原和丘陵两种地貌类型，便于比较不同区域条件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的影响差异。经过筛选，该文选择湖北省京山市、潜江市、仙桃市、松滋市、公安县、洪湖市作为研究区域，在研究区域中选择6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区及其周边未整治区作为调查区域，项目分布情况详见图3。

图3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空间分布情况

2.2　研究区域概况

京山市位于湖北省中部，属于平原和丘陵结合地区，2021年地区生产总值为425.87亿元，农村常住人口为23.47万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19 8万元。潜江市位于湖北省中南部，属于平原地区，2021年地区生产总值为852.74亿元，农村常住人口为56.84万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14 6万元。仙桃市位于湖北省中南部，属于平原地区，2021年地区生产总值为929.90亿元，农村常住人口为44.20万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60 8万元。松滋市位于湖北省西南部，属于平原和丘陵相间地区，2021年地区生产总值为405.07亿元，农村常住人口为32.98万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48 7万元。公安县位于湖北省中南部，属于平原地区，2021年地区生产总值为352.18亿元，农村常住人口为39.43万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24 5万元。洪湖市位于湖北省中南部，属于平原和丘陵结合地区，2021年地区生产总值为319.02亿元，农村常住人口为38.04万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92 9万元

。

2.3　问卷设计和数据来源

2021年12月课题组前往研究区域开展调查，采用随机抽样调查方法，在项目区范围内随机选择1～3个行政村作为整治区，在其周边随机选择1～3个行政村作为未整治区，在每个行政村随机选择15～20农户进行半结构化的访谈式问卷调查，最终得到整治区样本334份，未整治区样本132份。问卷内容分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施情况”，包括项目开工时间、竣工时间以及建设内容；二是“农户家庭成员特征”，受访对象家庭人口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等特征；三是“农户家庭生计情况”，包括生计风险、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的变化情况；四是“农户家庭投入产出情况”，包括农业投入和产出、二三产业投入和产出的变化情况；五是“农户家庭收入情况”，包括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的变化情况。处理数据前，采用SPSS 27软件对样本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其结果显示，信度检验Cronbach's Alpha值为0.737，效度检验的KMO值为0.717，且Bartlett' s球形检验显著性水平为0.000，说明样本数据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3 研究方法与变量设置

3.1　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测度

由于评价指标之间存在量纲差异，该文采取极差标准化法对数据进行均一化处理。鉴于单一权重计算方法易产生偏差，为提高结果的精确度，分别运用熵权法与变异系数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在此基础上采用组合赋权法[

30]确定各指标的组合权重（表1）。根据各指标的标准化值及组合权重，利用综合指数法测算农户生计脆弱性和恢复力指数。计算公式为：

aij=θbij+(1-θ)cij （1）
Vit=Eit+Sit （2）
Rit=Bit+Oit+Lit （3）

式（1）中，aij为组合赋权法得到的权重系数；bij为熵权法得到的权重系数；cij为变异系数法得到的权重系数；θ为均衡系数，且0<θ<1，文中取值为0.5。式（2）中，Vit、Eit、Sit分别为第i个农户t时期的生计脆弱性、暴露程度、敏感性指数。式（3）中，Rit、Bit、Oit、Lit分别为第i个农户t时期的生计恢复力、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指数。其中，生计脆弱性指数和恢复力指数的中位数分别为0.188和0.262，将两者的中位数作为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的划分标准，可分为“H—L”“H—H”“L—L”“L—H”4类。

表1  农户生计脆弱性和恢复力的评价指标内涵及权重
准则层要素层指标层指标内涵权重
生计脆弱性 暴露程度 旱灾影响程度 旱灾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程度 0.046
涝灾影响程度 涝灾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程度 0.063
农地细碎化程度 根据块均面积、地块数量、地块之间的距离综合判断 0.022
家庭经济压力 经济风险（市场风险、金融风险、经营风险等）对家庭的影响程度 0.063
敏感性 农业收入占比 农业年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 0.141
农业劳动力占比 农业劳动力占家庭总劳动力的比例 0.076
生计恢复力 缓冲能力 承包地面积 家庭拥有的承包地面积 0.089
承包地质量 根据农地坡度、土壤肥沃程度、田间道路等条件综合判断 0.059
农户住房条件 根据住房类型（毛坯房、砖木房、砖混结构等）、新旧程度等综合判断 0.039
生态环境条件 根据农田生态保护与景观、人居环境与卫生等综合判断 0.055
家庭总收入 家庭成员的年收入之和 0.073
自组织能力 社会组织参与情况 家庭成员加入社区组织种类数 0.063
权属与用水纠纷 与左邻右舍之间的土地权属纠纷与用水矛盾 0.023
交通便利性 村庄公路建设情况 0.038
生计渠道多样性 家庭成员从事生计活动的类型总数 0.064
学习能力 获得土地整治知识 家庭成员获得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知识的情况 0.055
家庭整体技能水平 家庭成员的农业生产技能和经营水平 0.032

3.2　双重差分模型

双重差分模型（DID）是常用的政策效应评估方法，该文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视为公共政策试验，分析实验组与控制组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前后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的差异，揭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的影响效应及其区域差异，将模型设定为：

Yit=δ0+δ1CiTt+γXit+αi+βt+μit （4）

式（4）中，i为第i个农户，t为第t年；Y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包括是否为“H—L”“H—H”“L—L”“L—H”；CiTt为核心解释变量，其中Ci表示是否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组别虚拟变量，Tt表示政策实施时点的时间虚拟变量，根据研究目将整治区与周边未整治区农户分别作为实验组1和控制组1，以检验是否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的影响，将丘陵山地的整治区与周边未整治区农户分别作为实验组2和控制组2，将平原地区的整治区与周边未整治区农户分别作为实验组3和控制组3，将平原地区与丘陵山地的整治区农户分别作为实验组4和控制组4，以分析不同区域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的影响差异；Xit为影响Yit的控制变量，选取家庭成员平均年龄、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平均健康状况、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是否有成员为村干部、家庭是否有成员为党员作为控制变量；δ0为常数项；δ1为重点关注系数，表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所带来的净效应；γ为控制变量相应的系数；αi为个体固定效应；βt为时间固定效应；μit为随机误差项。

4 实证分析

4.1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的影响效应

4.1.1　描述分析

由表2可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H—L、H—H、L—L、L—H的影响净效应分别为-0.069、-0.081、-0.121、0.272，表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可促使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由H—L、H—H和L—L向L—H转变，接下来通过DID验证统计显著性。

表2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前后组别变量的组内和组间均值差异
比较组别比较项目实验组控制组双重差分值
整治前整治后变化值整治前整治后变化值

实验组1 VS

控制组1

H—L 0.243 0.060 -0.183 0.220 0.106 -0.114 -0.069
H—H 0.284 0.150 -0.134 0.212 0.159 -0.053 -0.081
L—L 0.260 0.117 -0.143 0.280 0.258 -0.022 -0.121
L—H 0.213 0.674 0.461 0.288 0.477 0.189 0.272

注：  “H—L”“H—H”“L—L”“L—H”分别表示“高脆弱性—低恢复力”“高脆弱性—高恢复力”“低脆弱性—低恢复力”“低脆弱性—高恢复力”，下同

4.1.2　计量检验

该文运用Stata 17.0软件分析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影响的显著性，在采用DID的基础上，控制双向固定效应，包括个体固体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由表3可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可促使H—L、H—H和L—L的实现概率显著降低6.9%、8.2%和12.1%，促使L—H的实现概率显著提升27.2%，表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可显著促使农户生计脆弱性和恢复力由最差耦合关系、次优耦合关系向最优耦合关系转变。

表3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的处理效应
比较组别模型H—LH—HL—LL—H
实验组1 VS 控制组1 DID -0.069*** -0.082*** -0.121*** 0.272***
(0.000) (0.000) (0.000) (0.000)
PSM-DID -0.082* -0.076* -0.110** 0.268***
(0.008) (0.006) (0.002) (0.000)

注：  限于文章篇幅与研究重点，仅汇报交互项CiTt的系数；***、**、*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DID的使用前提是控制组与实验组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施前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为解决可能存在的自选择问题，保证控制组和实验组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系统性差异，该文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进行稳健性检验[

28]。结果表明（表3），核心解释变量依旧显著，其系数符号未发生改变，仅系数大小存在一定差异，说明回归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4.2　不同区域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的影响差异

4.2.1　描述分析

由表4可知，丘陵山地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H—L、H—H、L—L、L—H的影响净效应分别为-0.056、0.061、-0.177、0.171，表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可促使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由H—L、L—L和H—H向L—H转变；平原地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H—L、H—H、L—L、L—H的影响净效应分别为-0.105、-0.102、-0.132、0.338，表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可促使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由H—L、H—H和L—L向L—H转变；与丘陵山地相比，平原地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H—L、H—H、L—L、L—H的影响净效应分别为-0.099、0.049、-0.076、0.126，表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可促使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由H—L和L—L向H—H和L—H转变。接下来通过DID验证统计显著性。

表4  不同区域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前后组别变量的组内和组间均值差异
比较组别比较项目实验组控制组双重差分值
整治前整治后变化值整治前整治后变化值
实验组2 VS 控制组2 H—L 0.194 0.064 -0.130 0.222 0.148 -0.074 -0.056
H—H 0.335 0.174 -0.161 0.407 0.185 -0.222 0.061
L—L 0.219 0.116 -0.103 0.148 0.222 0.074 -0.177
L—H 0.252 0.645 0.393 0.222 0.444 0.222 0.171
实验组3 VS 控制组3 H—L 0.285 0.056 -0.229 0.219 0.095 -0.124 -0.105
H—H 0.240 0.128 -0.112 0.162 0.152 -0.010 -0.102
L—L 0.296 0.117 -0.179 0.314 0.267 -0.047 -0.132
L—H 0.179 0.698 0.519 0.305 0.486 0.181 0.338
实验组4 VS 控制组4 H—L 0.285 0.056 -0.229 0.194 0.064 -0.130 -0.099
H—H 0.240 0.128 -0.112 0.335 0.174 -0.161 0.049
L—L 0.296 0.117 -0.179 0.219 0.116 -0.103 -0.076
L—H 0.179 0.698 0.519 0.252 0.645 0.393 0.126

4.2.2　计量检验

由表5可知，丘陵山地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可促使H—L和L—L的实现概率显著降低5.5%和17.7%，促使H—H和L—H的实现概率显著提升6.1%和17.1%，表明丘陵山地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可显著促使农户生计脆弱性和恢复力由最差耦合关系、次优耦合关系，向次优耦合关系、最优耦合关系转变；平原地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可促使H—L、H—H和L—L的实现概率显著降低10.5%、10.2%和13.1%，促使L—H的实现概率显著提升33.9%，表明平原地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可显著促使农户生计脆弱性和恢复力由最差耦合关系、次优耦合关系，向最优耦合关系转变；与丘陵山地相比，平原地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可促使H—L和L—L的实现概率显著降低10%、7.6%，促使H—H和L—H的实现概率显著提升5%和12.6%，表明相比于丘陵山地，平原地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更能促使农户生计脆弱性和恢复力由最差耦合关系、次优耦合关系，向次优耦合关系、最优耦合关系转变。可能的原因在于，相较于地形复杂多变、农地分布零碎、生态环境脆弱的丘陵山地，平原地区地形平坦开阔，农地分布相对集中，有条件建设满足规模经营、农机作业和景观构建要求的高标准农田，为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劳动力非农转移以及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创造有利条件，更能有效提高土地经济和生态价值，进而显著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并提升其恢复力[

16,20,26,27]。

表5  不同区域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的处理效应
比较组别模型H—LH—HL—LL—H
实验组2 VS 控制组2 DID -0.055*** 0.061*** -0.177*** 0.171***
(0.000) (0.000) (0.000) (0.000)
PSM-DID -0.014** 0.030** -0.173*** 0.157***
(0.001) (0.001) (0.000) (0.000)
实验组3 VS 控制组3 DID -0.105*** -0.102*** -0.131*** 0.339***
(0.000) (0.000) (0.000) (0.000)
PSM-DID -0.128** -0.090** -0.119*** 0.337***
(0.005) (0.005) (0.001) (0.001)
实验组4 VS 控制组4 DID -0.100*** 0.050*** -0.076*** 0.126***
(0.000) (0.000) (0.000) (0.000)
PSM-DID -0.108*** 0.037*** -0.078*** 0.149***
(0.000) (0.000) (0.000) (0.001)

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表5），核心解释变量依旧显著，其系数符号未发生改变，仅系数大小存在一定差异，说明回归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5 讨论

（1）尽管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已摆脱绝对贫困，但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地碎片化、村庄空心化、生态质量退化、产业振兴乏力等土地无序化利用与功能失调问题仍然存在，致使农户生计呈现不稳定性与脆弱性，严重威胁农户生计安全，加剧了规模性返贫风险，极易导致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影响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土地是乡村发展的本底资源，也是提升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的关键依托。近20多年来，中共中央多次提出加大土地整治力度，然而传统的土地整治模式囿于以经济效益为主的农地生产功能，难以有效解决乡村系统性障碍。在此背景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应运而生，以“全域全要素”为核心，构建科学高效的“三生空间”，优化耕地产能、建设用地利用效能、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实现土地经济、社会、生态价值的全面提升，有望成为系统破解农村功能性障碍、促进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基于此，该文以土地空间重构、功能优化、价值提升为纽带，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相联结，揭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

（2）该文实证结果显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显著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提高生计恢复力，能够有效提升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这与吴诗嫚等[

27]、谢金华等[28]、张超正等[31]、Wang[16]等的研究结论一致，以上文献主要采用可持续生计框架，探讨土地整治对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的影响。与以往研究相比，该文的不同之处在于，通过分类与量化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借助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的影响效应及其区域差异，得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推动农户生计脆弱性和恢复力由最差耦合关系、次优耦合关系，向最优耦合关系转变，为科学研判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实践效应提供了全新思路。

（3）但仍存在不足：①由于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路径较为复杂、涉及变量较多，受问卷设计和调研数据的限制，无法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土地空间重构、功能优化、价值提升的中介效应进行分解和检验，故文中对土地空间重构、功能优化、价值提升的传导路径并未进行实证检验，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方向。②该文目的在于揭示机制和解释现象，尝试构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土地空间、功能与价值—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湖北省部分县市的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为深入认识农户可持续生计添加了新的理论元素。今后研究需要加强样本的覆盖性，调查和收集东部、南部等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数据，对理论分析框架进行检验和调整，进一步提高其操作性。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结论

该文以湖北省部分县市的466份农户调查数据为样本，构建生计脆弱性和恢复力的评价指标体系来分类和量化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揭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的影响效应及其区域差异，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通过农用地整治、建设用地整治、生态保护修复三大基本内容构建科学高效的“三生空间”，系统优化土地的功能和效能，全面提升土地经济、社会、生态价值，可促使农户生计“高脆弱性—低恢复力”“高脆弱性—高恢复力”和“低脆弱性—低恢复力”的实现概率显著降低6.9%、8.2%和12.1%，促使“低脆弱性—高恢复力”的实现概率显著提升27.2%，表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能有效推动农户生计脆弱性和恢复力由最差耦合关系、次优耦合关系，向最优耦合关系转变，有助于农户生计从消除脆弱向韧性发展递进，由生计“生存型”向“发展型”升级。

（2）不同区域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农户生计“脆弱性—恢复力”耦合关系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与丘陵山地相比，平原地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促使“高脆弱性—低恢复力”和“低脆弱性—低恢复力”的实现概率显著降低10%和7.6%，促使“高脆弱性—高恢复力”和“低脆弱性—高恢复力”的实现概率显著提升5%和12.6%，表明平原地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更能改善农户生计状况，推动农户生计脆弱性和恢复力向最优耦合关系转型。

6.2　政策建议

基于研究结论，该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应改变过去以单一要素为导向进行整治的割裂思想，通过全域规划、整体设计、统筹治理，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系统解决乡村发展中的农地碎片化、村庄空心化、生态质量退化、产业振兴乏力等难题，实现区域土地利用系统的良性循环，充分释放农地资源、资产价值，长效保障农户生计安全与质量，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战略目标的实现注入不竭动力。

（2）各地应综合考虑资源禀赋与环境特征，因地制宜开展符合区域特色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平原地区应以发展现代农业为目标，着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不断提升农业生产条件、优化农田生态环境，为实现农业高产稳产、农民增收致富和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丘陵山地应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建设相衔接，筑牢生态底色，依托地貌地形、山体水系等自然资源，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挖掘乡土文化价值内涵，延伸乡村山野生态环境价值，拓展农地的生态、旅游、休闲、康养、文化等多种功能，促使农户生计实现“低脆弱性—高恢复力”的最优耦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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